《中英共同聲明》二十五週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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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2009年七一遊行海報

The Purposes of the United Nations are […] to develop friendly relations among nations based on respect for the principle of equal rights and self-determination of peoples, and to take other appropriate measures to strengthen universal peace […]

Charter of the United Nations, 1945

若言文化創造之精彩薈萃,除了日本以外,香港乃戰後東亞之最。在二十一世紀的今天,從台灣看香港,我們卻很少再有那種驚豔的眼神。

時光倒流至1980年代初,當時從台灣看香港文化,再反觀國內,覺得我們在許多方面像鄉巴佬的人絕對不只筆者一個。不是嗎?當年,正處於起步階段的台灣新電影擺在稍早開始的香港新浪潮作品,不論就內容與手法,人家所展現出來的老練與前衛在在地對照出我國作品的青嫩淺薄。喔,我不是指成龍那種。成龍那一種片子不過是香港通俗電影傳統的標準產物。這個傳統的故事就算不從1930年代開始講,至少也得從1948年前後說起。若要論這種大眾捧場之作的藝術價值,成龍遠比不上稍早的許冠文,或更早的李翰祥。這兩個名字只是信手拈來:香港電影史上的高手如過江之鯽,真的要多談的話,沒完沒了。

我說的是像徐克許鞍華譚家明這一批導演的最初作品。平平是1947年出生的導演,平平是在1981年出品的影片,侯孝賢最初的作品《風兒踢踏踩》放在許鞍華的《胡越的故事》旁邊,兩者高下立判—況且,《胡越的故事》與許鞍華的《瘋劫》(1979)相較,還算是相當保守的作品呢!不知兩位導演背景的觀者甚至會認為,許鞍華比侯孝賢年長十歲以上。此言並非意在貶損侯導演:拿同時期任何台灣影片來比較,沒一部搆得上許鞍華作品的水準。事實上,打從侯孝賢出生的那個年代,香港電影工業發展的程度就一直高於台灣。這個歷史事實只是兩地文化環境差異的一個部分。

用比較 cynical 的語氣來講,中國現代史頻仍出現的戰爭、動亂與政治迫害對香港文化貢獻良多。例如,在中日戰爭初期,不少上海文化菁英選擇南下去躲在大英帝國的保護傘之下(他們沒料到後來日本鬼子竟還拿得下洋鬼子的地盤)。在戰前與戰後,香港則是逃避國民黨誅捕異己的好地方。當時香港不用登廣告,不用祭出高薪,一個個想保住腦袋的中國左派優秀腦袋不請自來。後來,在共產黨消滅中華民國的前後,輪到被歸為右派的人逃到這英國殖民地。這一波移民規模之大在香港史上空前絕後,其組成份子相當複雜,從國民黨的小黨棍到中國一流智識人才,三教九流應有盡有。

以先前曾提及的電影而言,被歸為右派的上海重要導演大多選擇落腳香港,例如馬徐維邦、岳楓、費穆。後者的《小城之春》被視為中國電影最重要的作品之一。雖然他到香港之後不久即過世(1951),未對香港電影做出什麼實際貢獻,但我們多少可從這位指標型人物的落腳處略窺當時想逃離紅色中國的藝術家們之主要動向。在這些藝術家當中,有幾位到香港後才開始從影,例如易文、李翰祥,他們在1950年代為香港電影帝國的基礎鞏固做出重大貢獻。

同一時期,台灣的政府與民間社會都想發展電影工業。但台灣從來沒能利用其國家規模(小歸小,還是比港九大好幾倍)將香港電影體系吸納為己有(甚至常常眼睜睜地看著自家電影人才被挖角過去,例如郭南宏)。

沒人那樣想過嗎?有,而且曾有人真的著手進行。至少,在1960年代中期,台灣政府與幾位製片人曾利用李翰祥與卲氏公司的嫌隙,聯手拉攏當時以《梁山伯與祝英台》轟動全國的李氏到台灣轟轟烈烈地建立國聯公司並建設片廠。這段合作前後歷時僅約五年,而且以相當失敗的方式收場(李氏名作《西施》之大手筆製作另外還拖累了台灣電影製片廠的財務)。也許因為這段慘痛經驗,台灣不再有類似夢想。但那之前呢?許多歷史因素交會在一起,阻止這種事的發生:國民黨還做他們的反攻大夢,台海仍不平靜(「八二三砲戰會不會有續集?」),而香港電影工業在1949年時已具該有的基礎(所以原本自上海來台的張徹很快地轉往香港發展)。對於絕大多數的香港影人而言,台灣是個只適合偶而去轉一圈的地方。

但以上的解釋還不夠。良禽擇木而棲,假如香港不是個較佳的環境,香港人才,尤其較晚遷入者,選擇往台灣跑的應該不少。這種事也並非沒出現過。當中國文革燒到香港而釀成罷工動亂時,香港馬上出現一波向外移民潮。學者錢穆於1967年移居台北,當年已73歲的他是為了響應老蔣的「文化復興運動」而來台助陣嗎?八成不是。彼時,卲氏電影公司曾計畫在台灣蓋片廠。巧合乎?這計畫拖了兩三年後不了了之,為什麼?顯然,蓋與不蓋都是邵逸夫對香港被赤化的可能性之評估考慮結果。

當年,對於想從事藝術或學術的人而言,若要在台港之間擇一,香港無疑地是個較佳選擇。原因很簡單,香港有夠自由,有遷徙、言論、集會結社、資訊知識流通的自由,不會比英國差到哪裡去。台灣則完全相反,一副鎖國的態勢:人民不能任意出入國境,禁書禁片禁歌的清單又比九個老太婆的裹腳接起來還長。這還算小事:講個寫個讓當局不滿意的隻字片語,輕則土城招待,重則綠島伺候。還有更嚴重的,管他是作家或教授,「逆我者亡」,當局情治單位或黑道都可以下手。就算在政治上沒講什麼更沒做什麼,一封「涉嫌通匪」的告密函就足以讓當局把倒楣的白克導演抓起來。白克曾是國府在戰後派來負責「接收」台灣電影工業的官員,曾是台灣電影製片廠廠長,後來轉入民間拍台語片。連這樣的人都莫名其妙地命喪獄中,還有什麼是不可能的?白色恐怖一路延伸到解嚴前系與解嚴後。李再鈐的雕塑作品《低限的無限》因為從某個角度看起來像是紅色星星而被迫改漆成銀色。幸好當時已是1985年,國內外要求台灣自由化的壓力大到讓當局只敢動作品,不敢對李教授人身做什麼。話雖如此,在解嚴三年多之後,還是有清華大學的研究生書架上有史明的《台灣人四百年史》當罪證,連人帶書從宿舍進了令人聞風喪膽的警總。

在政治上,英國人治理香港的大原則一向是自由放任。只要不去挑戰英人統治這條底線,只要不危及社會經濟秩序,管他是左派、右派、國特或共諜,總督基本上都睜一隻眼閉一隻眼。在台韓菲相繼民主自由化之前,放眼東亞,唯有日本與香港具有這種自由度。人家的見識因此較廣,製作出來的東西自然也就比較有看頭。所以我們很少有出得了國門的貨色,而國內市場上國貨也很少有能與日港文化產品匹敵者(按:在戒嚴時代,日片進口不是受嚴苛的配額限制就是被完全禁止)。

從1970年代後半期開始,以電影為主力的「香港製造」文化產品不只行銷於所謂的「華人世界」,更打入西方市場,並在國際評論界與影展受到肯定。李小龍?不只,甚或不是。由於戰後新世代的崛起,由於市民社會意識的提升,香港在1970年代出現「本土化」的新趨勢。新一代的創作者的早年生命經驗與香港密不可分,他們不像上一輩人那樣總是遙望故國,而比較注意生活周遭的社會現實。市井小民的日常生活不再受影片或流行歌曲創作者的漠視或蔑視(在這方面,許冠文、許冠傑兄
弟可謂居功厥偉)。一度被「國語」擠出主流的粵語因而在影片、歌曲創作中復得到本該有的地位。至少以電影而言,在西方一些受過良好教養的觀眾的眼中,這種由踏實與自信所支撐起來的作品遠勝於那種老早就看膩的異國色彩式的「中國傳統文化」。

反觀同一時代的台灣掌權者,他們還一方面滿腦子想對外行銷「固有文化」,一方面又對內由衷地懼怕「鄉土」、「寫實」、「方言」對官方意識型態的挑戰(現在的又何嘗不然)。由政治焦慮所發動的打壓扼殺在1970年代拖延了台灣文化界的時空校準動作。於是,本來就領先的香港更讓台灣難望其項背。1980年代初的基本態勢大致如此。

其後,台、港各自發生了巨大的變化。跟這整個故事的伊始一樣,變化主要來自政治面。台灣方面的,大家都多少知道:政治上的自由化、民主化、本土化與以「台灣新電影」為代表的新文化趨勢互相呼應、影響,形塑出我們今天(尚處於變動中)的生活樣態。若要找彼時的流行歌曲來對應當時的政治社會變化,黑名單工作室的《抓狂歌》(1989)以其涵蓋面夠廣的歌詞、混雜度甚高的曲風,可謂最佳選擇。於今回頭聽,還是不得不佩服其作者們將先前陸續湧現又被壓抑的社會心聲濃縮在一張專輯的功力。不過,次年林強那傳遍大街小巷的「OH!再會吧!OH!啥物攏不驚 OH!再會吧!OH!向前走」更與新社會的心跳有更大的共鳴。當時台灣人就是那樣樂觀地面對未來的不可知;相反地,同時代的香港人很難有那麼高昂的心情。

等 寂寞到夜深 夜已漸荒涼 夜已漸昏暗
莫道你在選擇人 人亦能選擇你 公平原沒半點偏心

陳百強這首《等》(1984)廣受港人喜愛。寫詞者未必有心於喻談政治,但此曲之風行很難不被跟《中英共同聲明》(Sino-British Joint Declaration,1984年12月19日)聯想在一起。從這紙聲明公諸於世開始,「九七大限」的陰影籠罩著香港。出走或留下?然後呢?決定與因應調適,因人而異;「等」則成了縈繞香港人心十餘年的動詞。後來多了個殺氣騰騰的六四,讓這香港秋雲更暗幾重。我至今仍好奇:九七大限終於到來的那一刻,香港到底有多少人為英國統治者滾蛋而喜?有多少人為「回歸祖國」稱慶?有多少人更忐忑不安?有多少人因無需再等下去而鬆了一口氣?

換個觀察對象,《中英共同聲明》不啻提醒台灣人,國民黨的「中華民國」論述在國際外交上根本無效:大清帝國的繼承者,也就是中華民國,已被中華人民共和國所取代,所以,倫敦交涉、歸還香港的對象是北京,不是南京,亦非台北。這件事在當時點醒多少台灣人?恐怕很有限。其實,我當時的主要反應也不在這方面。

五十年不變?說的比唱的好聽!中共的話能相信嗎?!

這是我的第一個反應。呵呵,在這一點上,我倒是跟當時的國民黨有相同的看法。近年來,香港言論自由遭受限縮打壓(例:名嘴封咪),這證明我沒擔錯心、沒冤枉中共。

第二個反應比較屬於感覺式的:就這樣讓在都市養大的千金小姐回去跟莊稼漢同住喔?!

於今回頭看,雖然其後中國的經濟社會變化比我當年所料想的快,但香港在九七後所遭受到的禽流感、SARS疫疾荼毒依然顯示兩個社會的文化落差,以及這種落差所蘊含的危險性。文化落差可能造成的問題並非《中英共同聲明》所能保證防止或解決的。我們目前可以慶幸,台灣二二八慘劇模式未在香港重演。二二八的歷史教訓是否使中共在統治香港時多幾分謹慎?也許。可確定的是,中共會為了向台灣推銷一國兩制而經營香港這個櫥窗。一旦台灣入甕(現在頭已進去了),香港就失了這利用價值。然後呢?等中共變臉?

最後一點,這是最嚴重的:幫英國女王管家的柴契爾老太太當時可沒打探過千金小姐的意思啊!《中英共同聲明》是外交交涉的產物,並無香港人民的民主程序背書。打從一開始,香港住民的意願與聯合國憲章就被視為無物。兩個聯合國常任理事國如此辦事,難怪這地球上有那麼多人不把聯合國看在眼裡。

就政治手腕層次而言,中英雙方的處理都不夠高明。幹嘛不讓香港人公投表達意向?難道怕港人選擇繼續被英國人統治?還是怕香港獨立建國?怕什麼怕啊!前一項在主觀上可能性很低,後一項在客觀上條件不足呀!更何況,英國人知道失了九龍,他們在香港站不住,所以只消讓倫敦公開宣示退讓,港人投票就只不過是幫主權轉移背書的形式舉動,而柴契爾也就不用背負任何歷史責任、甚至罵名。唯一的變數是:摩納哥模式被拿來討價還價。但這鐵定沒幾人想得到。況且,摩納哥與法國雖在國際法上屬國對國關係,但實質上跟鄧小平所謂的一國兩制只是五十步 vs. 百步罷了。

唉,講這也沒用,中共思維僵陷在中央集權偏執與國家分裂恐慌症之中,而老鄧的思考模式也還是牌桌式的。牌桌上四個人,只會少不會多;別的遊戲玩法不同,例如樂透彩,可以找好幾個人來一起包牌—在國際政治上,英美加紐澳就像個包牌五人組。這層道理,不需講到底,香港人十之八九都可以很快理解;生活背景遠較單調無聊的中國領導班子就很難有這種靈活度了。

既然主導權不在港人手上,中共後來自然可恣意攆走不聽話的香港基本法諮詢委員會成員,到頭來就只「恩賜」給香港一個鳥籠式的民主空間。因此,港人在九七之後需一再大費周章地向北京爭取權益。從上個世紀末的「居港權爭議」到現在,香港人對香港公共事務的實質掌控權是不變、變大、抑或變小?

北京打著「港人治港」的招牌,卻在實質上靠著一套恩庇侍從體系(親北京派)在遙控香港。不聽話的媒體名嘴,不用大哥出手教訓,小弟們自會效勞教他們「封咪」。這同國民黨在台灣玩的那一套大同小異,北京版的黑道治國。這種政治文化的發展勢必會壓縮到政府體制與市民社會的正常運作空間,甚至進一步腐蝕其基礎。就像我們在歷史上一再觀察到的那樣,此等向下沈淪的力量會悄悄地、漸漸蔓延、破壞,直到眾人驚覺大事不妙。先警覺危機者能作什麼?如何能對抗那種檯面下的無形黑暗力量?如何防止一個社會的西西里化,而不被多數人視為向風車宣戰的唐吉軻德?

也許因為觀察的位置改變,也許因為我的目光被另處吸引,香港文化已少讓我驚豔。也許還因為別的,例如,香港已不似昔前。在文化面之外,政治社會經濟面的觀察所得告訴我,現在的香港絕對不像一些台灣媒體所粉飾形容的那般美好。

社會經濟的相關分析且留待另一篇文章處理;於此,我先報告結論:香港市民意識與本土意識雖比台灣更早出現,但因《中英共同聲明》半路殺出而來不及像台灣那樣地從社會文化領域入主政治場域;換言之,文化上的本土主體性發展未能造就出一個貨真價實的港人治港格局;港人在因應區域內重大社會經濟變化時因此缺乏完整的主導權,而發展受限的文化自發性力量又因其社會經濟面受損而進一步頓挫,致使當今香港文化表現一方面未能超越在前一時期所開出的格局,另方面又遭逢文化工業下層結構的鬆解化(電影工業尤然);政治上之缺乏獨立自主回過頭來又影響到經濟的自主,加深香港對北京的政經依賴(「內地與港澳關於建立更緊密經貿關係的安排」亦即「更緊密的依賴」),而這種依賴難免會侵蝕香港人的我群心理主體性與自信,破壞香港文化工業的心理意識基礎。由此觀之,由香港電台製作的2009年東亞運動會主題曲標題《衝出世界》或可視為香港人集體憂慮之反射表述。

長期的自由開放陶冶出一個具備民主自治能力的香港社會。可惜,《中英共同聲明》這個歷史性的錯誤致使香港人至今未能完全掌握其集體命運的主導權。香港民主人士今年七一大遊行的標語「勿當奴」讓我再度眼睛一亮。在佩服他們骨氣與創意的同時,不免感慨,感慨於台灣人好不容易有了個免當奴的地位,轉眼間卻馬上準備看著這地位被一群不知尊嚴為何物的人出賣掉。看到人家香港人寫出「路係人行出來的」來號召同志,再回頭看到一些台灣人老愛卑躬屈膝,感嘆啊!難道真的風水輪流轉,輪到香港人「啥物攏不驚」地「向前走」,而換成台灣在「等」,等北京賞幾條啃剩的骨頭,等一個穩當的奴才地位?

在《中英共同聲明》二十五週年的今天,在耶誕前夕,祝福香港心中存著光明向上力量的勇者,並祈願台灣少一些老愛向邪惡勢力低頭的懦夫。

光明力量不會寂寞,黑暗力量亦然。兩造對抗之處即造就歷史、補救錯誤之所在。

關於本文的 6 則留言

  1. 出身香港的國際超級雜耍巨星成龍調:慢慢覺得,我們中國人是需要被管的..
    很奇怪的,就是有些人甘願當奴。即使他出身在自由的香港,並且因為如此而得到財富和地位。
    .
    让奴隶重回自由?
    是啊。
    反正只要看見百姓點燈,就希望官兵趕快來放火。
    順便說罵被國外無德媒體所蒙蔽的人,悲哀啊!
    這仍然是奴隶重回自由的文明。
    .
    即使是東方明珠自由閃爍了近百年,
    仍然無法點亮甘願為奴隸的數千年晦暗。

  2. ESIR 桑,
    人格心智不成熟者是需要被管的(所以小孩子沒有投票權)。
    ㄟ…若我是林鳳嬌,我還是會這樣說滴 -_-
    無諍 桑,
    ;-)

  3. 成龍說中國人需要被管
    可是他自己拿的是澳洲的護照
    他對共產黨仍然是不信任沒有安全感的
    不然叫他放棄澳洲護照看看

  4. 80年代 我的兒時記憶(不小心透露年紀) 就是去電影院看港片
    偶而有線電視頻道還會播放諸如 許冠文的 雞同鴨講 至今仍令我回味不已
    那時許多電影都透露出對97的焦慮 只是彼時年幼的我 也是看得懵懵懂懂
    甚至到了90年代 看似無厘頭的星爺電影 吾輩也是能瞧出一些況味
    然而
    回歸祖國懷抱後的香港 再也沒什麼電影讓我印象深刻了…
    可悲的是 為何台灣700多萬人會選出一位 與宋高宗趙構差可比擬的台支人
    當總統?

  5. PGCHUI 桑,
    雖然成龍否認他持有澳洲國籍,但他否認不了他跟台灣籍妻子所生的的兒子是美國人這件事。天曉得他們那一家人手上的護照國籍加起來等於多少!他現在當然表現出一副跟北京關係很好的樣子,就像他在1980年代跟威權國民黨不會翻臉一樣。
    現在如果重播美國人李慶安在電視上「捍衛中華民國」的畫面,保證眾人莞爾。哪天有空,我們來翻箱倒櫃找一找吧,說不定可找出當年「反共藝人成龍」的畫面呢。
    phantom 桑,
    誠然。許冠文在他那時代還可以盡情幽默地自我消遣,到了周星馳,則是以歇斯底里的狂鬧把 satire推到極致。許冠文的對話對象是香港社會,而周星馳則直接瞄準中國社會文化。人類歷史上幾乎找不到其它例子像走向九七的香港那樣明確意識到一個時代將在某年月日正式終結。這種意識與對未來的焦慮以種種方式表現在當時香港的電影作品,例如王家衛的《重慶森林》裡面的罐頭。
    香港電影工業於1990年代趨於沒落,除了因為一部份影人出走之外,更重要的原因是產業外移。
    宋高宗也好,晉惠帝也好,假如有電視的美化包裝,人們也會相信他們是一代明君。他們的綜合體比他們幸運,我們台灣則比香港還悲哀 — 他們無法決定香港的命運;我們卻親手斷送國家的前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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