疑雲重重的夷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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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幾分證據,說幾分話。

胡適

《三國志》所謂的「夷洲」到底是不是指台灣?

《三國志‧吳書》:極簡的敘述,薄弱的證據

這個引起爭議的名詞出自《三國志‧吳書‧吳主孫權傳》。全段原文如下:

〔黃龍〕二年春正月,魏作合肥新城。詔立都講祭酒,以教學諸子。遣將軍衛溫、諸葛直將甲士萬人浮海求夷洲及亶洲亶洲在海中,長老傳言秦始皇帝遣方士徐福將童男童女數千人入海,求蓬萊神山及仙藥,止此洲不還。世相承有數萬家,其上人民,時有至會稽貨布,會稽東縣人海行,亦有遭風流移至亶洲者。所在絕遠,卒不可得至,但得夷洲數千人還

若把無直接關連的字句與附帶說明部分拿掉,其實只剩兩句話。譯成白話文為:

孫權派遣衛溫、諸葛直兩位將軍,帶領士兵萬人出海探尋夷洲及亶洲。亶洲太遠,到不了;只從夷洲抓了幾千人回來。

從原文所引述的徐福版「蓬萊神山」傳說來看,所謂的「亶洲」應該是指日本(姑且不論徐福是否真的抵達日本)。至於夷洲,有人認為是台灣,有人認為是琉球,有人認為根本無法確定。鑑於《三國志》從頭到尾都未明確交代夷洲到底指何處,連個具體描述也沒有,所以,最可能成立的答案是:無法確定

細讀這一段文字,我們不難發現一個怪異的對比:亶洲的人航海到浙江會稽買布,而被風吹到亶洲的漢人民船能夠返回會稽(否則怎知是吹到亶洲,而非檀香山);可是,孫權派出的部隊卻回來報告說,亶洲實在太遠,我們只好放棄。吳國的水面部隊這麼差勁?還另有原因?

一個可能的解釋:他們先到了夷洲,抓了一大批人上船後,由於負擔增加而只好折返(航程不只一天,船上有糧食飲水問題)。照常理,這數千人不可能心甘情願地主動離鄉背井,冒險跟著不知打哪兒來的部隊上船。所以,他們是被吳國部隊強行帶走的。幹嘛把他們帶至大陸?當然不是要帶他們去遊山玩水。俘虜的下場可想而知:男人充當苦力奴隸,而女人不外是被迫當慰安婦或賣給娼館妓女寮。「夷洲數千人」一語的動詞用得還真含蓄。至於士兵萬人到底是如何帶著數千個俘虜渡海,這個技術問題就先擱著吧。

秦始皇時代派人「入海蓬萊神山」,孫權時代派兵「浮海夷洲及亶洲」。從動詞「求」,我們不難看出,夷洲及亶洲對三國時代的人而言都是傳聞中的遙遠地方。在孫權這番軍事行動之後,「夷洲」就沒下文了,顯見當時漢人對夷洲不感興趣。後來的《三國演義》更是隻字未提此事。

《臨海水土志》:最早的記述,二手的材料

有些主張夷洲即台灣的人還引用吳國將軍沈瑩所寫的《臨海水土志》來當證據。《臨海水土志》成書年代不詳,一般推測,可能在公元268年至280年之間。沈瑩於280年領軍迎戰晉帝國部隊,戰敗而死。當時距離孫權派兵求夷洲及亶洲(230年)正好半個世紀。從這幾個時間點來推測,生年不詳的沈瑩在公元230年時可能尚未成年,甚至可能還未出生。

印刷術普及之前的許多古代著作早已逸失。未能壽終正寢的沈瑩所寫的《臨海水土志》也難逃此劫。後人對此書內容的知識來自於先後出現於唐、宋時代的兩段引文。兩段文字是以二手資料的姿態出現,其內容不盡相同,應是輾轉抄寫所致。我們也不能完全排除引文來自於假託《臨海水土志》書名之偽作的可能性。總之,其真實性並非百分百可靠。姑且信以為真,來看看它們如何描述夷洲:

首先是唐高宗之子李賢(章懷太子,654-684)針對《後漢書‧東夷列傳》所寫的一段注:

沈瑩《臨海水土志》曰:「夷洲在臨海東南,去郡二千里。土地無霜雪,草木不死。四面是山壑。人皆髠髮穿耳,女人不穿耳。〔…〕」

其次是北宋初年(公元984年)編輯的《太平御覽》卷780,〈四夷部一‧東夷一〉裡面的「敘東夷」條。

《臨海水土志》曰:「夷洲在臨海東南,去郡二千里,土地無雪霜,草木不死,四面是山,眾山夷所居。山頂有越王射的正白,乃是石也。此夷各號為王,分畫土地人民,各自別異。人皆髠頭穿耳,女人不穿耳。〔…〕」

在此刪節未引的部分差異更大。由於多屬風俗描寫,在此從略。我們所需觀察的重點是提供地理定位的這句「夷洲在臨海東南,去郡二千里」。句中的「臨海」指的是「臨海郡」,其地境約合今日的杭州灣以南的浙江東部沿海地區,首府在章安(現今台州市附近)。若以章安為觀察原點,台灣位於正南方,並非東南。從章安出台州灣向東南直走,首先會到琉球,亦即現在的日本沖繩縣。如果我們以整個臨海郡來看,位於東南方的仍是從那霸島到石垣島的琉球群島,而台灣還是比較偏屬南方。

三國時代的一里比現在的0.4公里略長,據此,所謂的「去郡二千里」應等於「距離臨海郡約八百多公里」。章安旁邊的台州灣距離台灣島北岸約四百公里;而就算以較北的杭州灣為起點,南至台灣也不過六百公里。雖說「東南」、「二千里」都是個約略的講法,但有可能差這麼多嗎?緯度較章安低的琉球那霸離章安約670公里,依然比台灣更可能是所謂的「夷洲」。

反向來看,從那霸出發,大約向西北行八百公里,可到達今天的上海,亦即長江口。雖說這離臨海郡有點距離,但也許才是真正的解謎關鍵。此話怎說?

試問,「二千里」最初是誰講的?當然是帶隊前往夷洲的衛溫或諸葛直。衛溫、諸葛直是從章安出發的嗎?未必。一個超簡單但卻在相關論爭中完全被忽略的問題:當時吳國的水軍部署在哪裡?答案:以長江為主。著名的赤壁之戰不就是在長江上打的嗎?另舉一例:公元219年,孫權對關羽部隊發動攻擊,曾派遣蔣欽率水軍從長江進入漢水。

吳國的水軍部署

《三國志‧吳書‧張嚴程闞薛傳》裴松注提到:

《獻帝春秋》云:劉備至京,謂孫權曰:「吳去此數百里,即有警急,赴救為難,將軍無意屯京乎?」權曰:「秣陵有小江百餘里,可以安大船,吾方理水軍,當移據之。」備曰:「蕪湖近濡須,亦佳也。」權曰:「吾欲圖徐州,宜近下也。」

秣陵位於現在的南京,孫權計畫利用當地的地理條件設置大本營,並部署水軍。這是稍後定都「建業」(後世的南京城)的由來。對吳國而言,在長江流域上的水軍非常重要,不但可以對付江北的曹魏,亦可阻擋蜀軍順流而下,更可在平時、戰時擔任運輸補給任務。孫權打算攻打江北的徐州,也可由長江
調動兵船進入淮河作戰。從這個角度看,南京地區比蕪湖更適合布置水軍。

從南京逆江而上約一百公里,即至劉備所提議的蕪湖。蕪湖地區與合肥隔著巢湖相對,這是吳魏交戰的熱點。就在孫權派兵出海前往夷洲及亶洲之前沒多久,曹魏在合肥建築新的軍事據點。當時曹魏在另一條戰線抵抗諸葛亮的攻擊,孫權隔山觀虎鬥之餘吃飽太閒,才想要向海面發展。他這個計畫絕非由於純粹好奇心驅使,而是出自軍事與外交的考量(外交結盟其實也是為了戰爭的需要)。陸遜勸孫權別派兵出海時所使用的「萬里襲取」一語挑明了其軍事侵略本質:

權欲遣偏師取夷州及朱崖,皆以諮遜,遜上疏曰:「臣愚以為四海未定,當須民力,以濟時務。今兵興歷年,見眾損減,陛下憂勞聖慮,忘寢與食,將遠規夷州,以定大事,臣反覆思惟,未見其利,萬里襲取,風波難測,民易水土,必致疾疫,今驅見眾,經涉不毛,欲益更損,欲利反害。又珠崖絕險,民猶禽獸,得其民不足濟事,無其兵不足虧眾。今江東見眾,自足圖事,但當畜力而後動耳。昔桓王創基,兵不一旅,而開大業。陛下承運,拓定江表。臣聞治亂討逆,須兵為威,農桑衣食,民之本業,而干戈未戢,民有飢寒。臣愚以為宜育養士民,寬其租賦,眾克在和,義以勸勇,則河渭可平,九有一統矣。」權遂征夷州,得不補失。(《三國志‧吳書‧陸遜傳》)

陸遜認為蓄積實力比較重要,而且攻打夷洲的可預期風險大於尚未可知的利益。至於珠崖(海南島),陸遜認為島上的人跟禽獸差不多,不可理喻,無論是軍人還是平民,對吳國都沒用處。孫權不聽,最後得不償失。

當時吳國領導者對亶洲應略有所知,很可能知道其位置在東北方海面。從戰略的解度來看,孫權的盤算不外乎是:若無法征服掠奪,或許可以嘗試結盟,形成犄角之勢來對付曹魏。要「偏師」派兵渡海前往「亶洲」,最方便的選擇當然是調動長江上或長江口的船隻。

另一個可能的出發地點是杭州灣,但我們很難得知孫權原本在杭州灣有無佈署水軍、佈置了多少戰船。從當時的魏、吳對抗態勢來看,杭州灣若有水軍,其角色應是作為避開敵人第一擊的後方預備隊。從兵力調度的角度來看,位置比杭州灣更南的台州灣離長江口更遠。以當時的航行與通訊技術而言,更不太可能在台州灣駐紮大批水面部隊。雖然吳、魏兩國在公元230年無重大爭戰,但到了231年,孫權陣營就在南京對岸的阜陵地區佈局企圖誘殺曹魏的王淩部隊。既然長江流域的戰事還是斷斷續續在進行著,就總是有在長江部署水軍主力的需求。

綜合種種線索,以下的這個假設成立的可能性不低:衛溫、諸葛直奉命自長江口出海向東南航行,到達八百公里外的琉球後燒殺擄掠一番後,回來報告說他們航行了兩千里後到達的地方就是夷洲。幾十年後,沈瑩照抄這個兩千里,而且不覺得從長江口出發跟從臨海郡為座標原點計算會在航行里程上造成重大差異。

想像中的地理與歷史

衛溫跟諸葛直一樣,都只在《三國志》出現兩次,而且總是如膠似漆地同時登台。就在他們出海遠征後不久:

〔黃龍〕三年春二月,遣太常潘濬率眾五萬討武陵蠻夷。衛溫、諸葛直皆以違詔無功,下獄誅。夏,有野蠶成繭,大如卵。由拳野稻自生,改為禾興縣。中郎將孫布詐降以誘魏將王淩,淩以軍迎布。冬十月,權以大兵潛伏於阜陵俟之,淩覺而走。(《三國志‧吳書‧吳主孫權傳》)

這兩人在黃龍二年遠征夷洲,到了黃龍三年就因違背聖旨、沒有戰功而被處死。

此段只講「違詔無功」,《三國志》通書並無其它相關敘述。照上下文讀起來,或可解讀為:兩人在以嚴明著稱的潘濬麾下犯大錯而自招殺身之禍。不過,按照一般正史裡面的紀、傳書寫方式,前後兩句之間未必有邏輯因果關係。所以,衛溫與諸葛直的下場不一定就跟討武陵蠻夷有關。如果無關呢?

且容我大膽想像:這兩個傢伙在黃龍二年時根本沒去到兩千公里以外,而只是把船隊帶到浙江沿海離岸較遠的島嶼劫掠一番,說是「去郡二千里」其實是「去郡二十里」(也不排除是後人傳抄時筆誤啦),擄個幾百人回來吹牛謊報說是數千人。兩人事先串通好,在稟奏時胡亂蓋幾句唬騙老闆,不料後來還是東窗事發,被判定是「違詔無功」。我太有想像力?不會啦,我的靈感其實來自於中國的華夏經緯網關於岱山島之介紹:

岱山島,“古稱蓬萊”。據《鎮海縣志》記載:始皇二十八年(前219年)間,發童男童女數千人,遣徐市(音福)入海求山神施捨不死藥,“其所稱蓬萊者,謂今岱山雲”。

屬於舟山群島的岱山島,就是秦始皇時代的那個「蓬萊神山」?有可能嗎?如果岱山島可以被當作是「蓬萊神山」(亦即《三國志》所謂的亶洲),難道不能在三國時代被當作是「夷洲」呢?

《臨海水土志》說這個夷洲「山頂有越王射的正白,乃是石也」。這個「越王」的傳說可能指的春秋時代越國的末代國王無彊(《水經注》卷四十:「《吳越春秋》稱怪山者,東武海中山也,一名自來山,百姓怪之,號曰怪山。亦曰:越王無疆為楚所伐,去琅邪,止東武人隨居山下。」)。不管是哪一位,就地理位置而言,越王是有可能到達浙江北部外海島嶼,但絕無理由會丟著江山不管,航行到兩千里之外的「夷洲」。《臨海水土志》把越王扯進來,若非純屬牽強附會,就是透露說,夷洲離浙江北部並不遠。

或許有人會質疑:三國時代的浙江外海島上哪還有「夷」。我的回答是:很難講。還記得吧,我們剛剛才讀到孫權「遣太常潘濬率眾五萬討武陵蠻夷」。三國時的武陵在洞庭湖以西,包括今天的湖南省常德、沅陵縣、漢壽縣以及酉陽土家族苗族自治縣等地。既然這個在秦、漢時代就已逐漸被納入帝國控制的內陸地區到了三國時代還有「蠻夷」,誰能打包票說浙江外海星羅棋布的島嶼一定沒有?

再次聲明:本小節之部分推論的想像成分頗大,那些猜測的可信度不會比純屬穿鑿附會的「夷洲即台灣」之說高到哪裡去。(笑)

漢家天下難曰廣,蠻夷部族何其多

從遠古時代到被洋鬼子打得落花流水的清帝國統治末期,天朝世界的邊緣總是有蠻夷。

「夷洲」,蠻夷之地也。《三國志‧陸遜傳》等處提到沒有水字旁的「夷州」。比對相關事件時序後,我傾向於認為那很可能只是一個地名的兩種寫法。不過,既然無旁證,任何人都不能斬釘截鐵地說「夷州」就等於「夷洲」。

Sanguo map
三國疆域圖CC BY-SA By Yu Ninje.

「夷州」這個地名後來再度出現於《舊唐書》與《新唐書》,指的是隸屬於黔中道的一個行政地理單位,位於貴州遵義一帶。假如從三國開始,就有個眾人皆知的海外固定地名「夷洲」,貴州這個地方很可能就不會被稱為「夷州」。

後來到了清代雍正年間,貴州的某些地方還是需要「剪除官」:

苗猓逞兇,皆由土司;土司肆虐,並無官法,恃有土官土目之名,行其相殺相劫之計。漢民被其催殘,夷人受其荼毒。此邊疆之大害也,當剪除者也。(鄂爾泰奏折,〈剪除夷官,清查田土,以增租賦,以靖地方事〉,雍正四年)

此處所謂的「邊疆」包括「滇、黔、蜀接壤之處」。清帝國疆域擴展達到最高峰的十八世紀時尚且如此,遑論第三世紀的三國時代。從東漢帝國分家出來的魏蜀吳三國領土加起來等於當時的「中國」疆域。這個「中國」既不包括滿州、青海、東突(新疆)、圖博(西藏)、雲南,亦不含中華人民共和國內蒙古自治區的大部分地境,更不消說遠在海外的台灣。

某些大中國主義者現在企圖藉政治力之助,再度把虛無飄渺的「台灣史上溯至三國時代」之說強加於中學教科書。殊不知,越講古代中國史就越容易讓人們發現,從遠古到清代以前,台灣以及所謂的「西藏」等地既不屬於「政治中國」、也不在「文化中國」的範圍內,而古代「中國人」對這些地方若非毫無所知,就是視之為非我族類的蠻夷之地。在學術教育上強詞硬拗之餘,尚且在政治宣傳上埋地雷炸自己的台:這一班偽史愛好者的「見識」與「膽識」著實令人嘖嘖稱奇。

關於本文的 7 則留言

  1. 歷史的正確性,取決於明確無誤的証據論述,但這些有「大中國情懷」的所謂學者(抑或「惡棍」?)卻只為了讓台灣的歷史和中國有所連結,連三國時代這種沒有明確地理推論的文字,都拿上來用之。不過中國式的歷史思維有一個弊病,那是「文學、歷史、哲學三個應是分立的領域,卻混在一起來用」,相較於歐美日學者考究的嚴謹性、科學性,以及對過去錯誤的反省與批判來說。台灣的歷史教育要進步,應該是從台灣為主體,審視、面對台灣過往被殖民的過去,以及台灣和其他國家的連結與關係。杜正勝作教育部長時,曾努力往這方向去走,可惜功敗垂成,令人遺憾。

  2. 我倒覺得”臨海水土志”中說的夷州是台灣的話, 那恭喜, 這不是說台灣可以獨立了? 原因:
    #1. 中國漢人來之前, 台灣己經有人了. 而且按臨海水土志描述的風俗習慣, 他們不是中國漢人
    #2. 中國來是軍隊, 按二百年的兵馬俑來看, 弩弓, 甲兵都壓不住當地人, 可見當地不是只有人, 而是有很多人.
    #3. 中國人來, 擄人, 中國人走. 中國有自古就統治台灣嗎?

    筆者寫了啦啦啦很多, 為何不提”臨海水土志”的內文呢? 文中包含獵首, 穿耳, 粟酒等不跟現代原住民相同嗎? 沒聽過琉球人也出草啊? 再著, 三國船可從建業一路到廣州. 台灣山又高, 海峽也沒比赤壁到建業遠, 行船偏一點過中線, 大老遠就可以看到台灣的山了, 再著淡水13行博物館有出現唐宋漢人錢幣, 所以說吳國的船隊有來, 也不是不可能吧? .
    至於地理位置, 三國時代魏有指南車, 但可沒有GPS啊. 點與點之間, 只能抓住大致方位也是合情合理吧? 我倒覺得按三國的科學知識, 到台灣比到琉球的中獎率高多了, 不是嗎?

    1. 台灣在國際政治中的地位不必建立在遙遠古代的文字上。或者,從另一個角度來看:若要講自古如何如何,中國是否要自己把自己打回原形,縮減至秦帝國疆域或更早的黃河中下游流域?

      若要引用古書,根本不必管已亡佚的《臨海水土志》,僅看中國歷朝「正史」就夠了,尤其是大清帝國皇帝認證的《明史》。按照《明史》,「雞籠山」(或「雞籠」—總之,該地名可視為指涉今天的台灣)被歸類在「外國」。

      此外,「台灣原住民有別於漢人」,這是已存在數百年的常識,不必以《臨海水土志》來證明。或者說,古代文獻中有許多比《臨海水土志》更可靠的文字記載可為輔證。更重要的是,十九世紀以來的世界歷史顯示:哪裡有人堅持以人群血統文化之異同來決定政治分合,哪裡就有紛爭戰亂。中國數十年來以這種觀念來對台灣進行「統戰」,這是很蠢的:因為這枚銅板的另一面就是其內部的分離運動。

      拙文並非未提《臨海水土志》的「內文」喔!我只是沒把它從頭到尾講一遍。基於兩個原因,我沒那樣作。其一已在文中揭示:原書已佚。既然原書消失無蹤,我們不知其全貌。未見文本全貌,這原本不打緊;但若流傳後世的引文有彼此殊異的版本,這就要小心了(此乃史學訓練之ABC)。百多年來,研究者引用的《臨海水土志》無非是我在內文提到的那兩段,它們分別出現於唐與北宋兩代的引用。編於北宋時期的《太平御覽》的那段文句不僅比唐朝章懷太子所寫的那段長,而且兩段句意相同的部份有多處互異。差異來自傳抄之誤,或源於託古偽作?沒有任何證據可供判斷。北宋時代至少還有另外兩部著作引用《臨海水土志》,一是《資治通鑑》(魏紀‧烈祖明皇帝上之下),一是《冊府元龜》(外臣部‧土風一),兩書皆較《太平御覽》晚出,但其中所引文句皆不脫章懷太子所引用的部份(按:罕有研究者注意到這兩段引文)。對照之下,《太平御覽》的那一段顯得相當特殊。其內容可能是沈瑩原文,也可能是唐或五代時期的加料產品。甚且,我們也不能排除,連章懷太子所引用的也不是那份不知何時就死無對證的原始文獻。《三國志》完全沒援引《臨海水土志》的內容,所以我們甚至無法完全排除:沈瑩的這部著作在西晉時就已失傳(該書即使留存至西晉,也頗有可能毀於其後數百年間的幾波戰亂)。

      麻煩之處不僅於此。事實上,四百多年前的人就已看不到《太平御覽》的原版。清代《四庫全書》收錄的是印製於明萬曆初年(十六世紀後半期)的倪炳校刻本。黃正色(1501-1576)在為這個版本而寫的序中哀嘆:「宋世刻本俱已湮滅,近世雲間朱氏僅存者亦殘缺過半。海內鈔本雖多,傳寫展轉,訛舛益甚。」經過二十世紀初(從上海涵芬樓版算起)以降的幾波重新蒐羅校編(其中包含一兩個宋代版本的殘存部份),我們頂多有「最可能接近」原狀的文本。是以,現在不時被各派論者引用的《太平御覽》之引文的實體證據不會早於公元984年(亦即沈瑩死後七百年),而最慘的一種可能是:我們看到的其實是明代、甚至明末的產物(亦即沈瑩死後約一千三百年)。印刷術已相當流行的時代猶且如此,文獻保存在三國至唐初的情況更難令人樂觀。一言以蔽之,《太平御覽》之引文未必(或未必完全)出自沈瑩本人手筆。

      您所提到的「獵首、穿耳、粟酒」三項僅有第二項見於章懷太子筆下,其它兩項為《太平御覽》的「獨家報導」。(男性)穿耳洞並非台灣原住民特有的風俗。婆羅洲的Kayan族男性直到1970年代仍保有這種傳統,而這種傳統之所以在該族逐漸消失,因為它原本與該族的另一項古老習俗相連:獵首()。穿耳、獵首以及您未提到的拔齒在台灣以外的一些南島民族也找得到,而且不限於南島民族。一百多年來的發現與研究告訴我們:這些行為廣泛地存在於古代社會。拔齒曾長期存在於台灣及其周邊地區的日本、中國()。獵首更不用說了,不止我剛才提到的呂宋北部:從台灣西至阿薩姆(Assam),然後向南到蘇拉威西(Sulawesi)與印尼群島外緣諸島的整片區域裡(),例子不勝枚舉。琉球沒有獵首?近數世紀以來,的確如此。但把時間往前推到文明高度發達的琉球國成立之前(例如第三世紀)呢?往往令人跌破眼鏡的考古發掘會不會顛覆我們向來的印象?台灣有獵首;近年有考古學者在鑑定横隈狐塚等遺址之人骨後,推論彌生時代的九州亦存在著「首狩」();而且,首狩也是鎌倉時代的武士的榮辱標準之一()。可能在遠古即與九州、台灣相往來的(廣義)琉球群島是否也有呢?至於粟酒,也一樣。小米在東亞的種植歷史相當長,範圍亦廣。考古證據告訴我們,小米至遲在繩文時代末已現蹤於九州(佐賀之菜畑遺址);編於十八世紀初的《琉球國由來記》則有「粟神酒」的記載。台灣與呂宋的小米種植則皆早於公元前兩千年()。是否粟酒於西元三世紀時已存在琉球、台灣、呂宋?沒有確切證據可以給我們答案。

      綜合以上,《太平御覽》所提到的那些文化特徵不足以讓我們在夷洲與台灣之間劃上等號。有人會反駁說:「可是這些的確都在台灣找得到啊」。這種方式的推論很容易踩到地雷。假設十三世紀有個漢人到了「遠西」某地,他返回東亞後報告說,該地人民信奉天主教、飲葡萄酒、食用乳酪。我們能就此推論此人到過今天的法國嗎?不行,因為他可能只到了Marco Polo的故鄉或鄰近某地。況且,兩版本均有的「四面是山(壑)」就難以令人相信那個地方是台灣。雖然我不同意中國學者馮鉞(中國社科院)發表於2013年的〈夷洲問題再辨析〉之諸多論點,但他的這段倒是跟我的意見不謀而合:

      最關鍵的要素在距離和方向上,而非氣候、風俗。該書所涉及的風俗在古時的台灣島、琉球群島、東南亞、美洲、非洲、澳洲許多地方,以及我國南方許多地區都曾廣泛存在過,這一類的風俗都是人類發展史上常見的類似產物〔…〕分析古時的情況,如果單從這些風俗來看,較難區分這是哪一個地區所獨有的特點。風俗說難以成為有說服力的證據。

      這就是我為什麼跳過《太平御覽》風俗等描述的第二個原因。

      多年來,一些學者繞著這些風土民情記述打轉,爭論不休。我本認為沒必要在我這篇短文中講這些證據力薄弱而且來源可疑的東西。既然您提了,我就只好稍作處理。我本想直接引用馮鉞就好。他的講法像南泉斬貓,或者說,一棒打死;但我後來還是選擇以「肢解」的方式處理。^^

      最後,關於航行。三國時代的指南車就算真的存在,而且就算是利用磁性,而非靠齒輪驅動,恐怕還是難以應用到船上。不過,他們應該不至於分不清楚東南與正南(先秦時代典籍顯示,當時的人對八個方位的區別相當有概念)。跟數千年前的西亞人一樣,古代漢人很早(起碼在三千年前)就知道依靠太陽與北極星來辨識方位。除了天體,他們尚利用海中所見的陸地(如島嶼)作為指標(所以通常不敢離開這些路標太遠)。當時的人當然沒GPS,他們應該也無法精確計算到一度,更無法計算到零點一度,但這並不意味著他們的誤差動輒達到四十五度而渾然不知。衛溫、諸葛直兩人在去程的階段有可能一度混淆東南與正南。但他們若連回程時還傻傻分不清,我就不得不好奇:這樣的蠢材將軍怎麼沒讓全軍覆沒在海裡?此外,《太平御覽》所提到的不只有方位,還有距離。我在文中已講過了,而馮鉞的計算跟我這篇文章裡的論斷可謂殊途同歸。茲不重複。

      三國時代的人有能力遠程航行於江河及沿著海岸,但是背離海岸而遠航,那就是另一回事了:除了風浪與定位的問題之外,更重要的還有對「落漈」的恐懼。是以,古中國的海上航行直到明初仍然以大陸沿岸點對點之間的航行為主,就連鄭和下西洋也是循此模式。周婉窈教授在她的專論〈山在瑤波碧浪中:總論明人的臺灣認識〉有詳細的論述。敬請參閱。

      您所謂的「行船偏一點過〔台灣海峽〕中線」是把出發點設在福建。可是,我在文中分析已明確指出,他們的出發點可能在長江口、杭州灣或台州。馮鉞則將溫州也考慮進去。就東吳的版圖與處境來看,不可能有比溫州緯度更低的出發點。溫州離台灣海峽最北處也還有兩百多公里。即使衛溫等人的船高大到可讓人爬到海平面5.8米以上眺望,他們得要南行至看到與馬祖同緯度處才看得到七星山。說到這裡,容我再次強調方位與出發地的重要性:

      1. 「夷」字基本上指東方的野蠻人,而不論是以東吳政權或從漢帝國核心為原點,出海往東北或往東南,抵達之處都可謂「東夷」之地;
      2.《三國志》將夷洲及亶洲並稱,似乎告訴我們,兩地之間有某種關連(例如地理上的相近);
      3. 從《三國志》的敘述來看,亶洲才是這趟遠征的主要目的。

      將這三點擺在一起看,這支軍隊的任務可以說是為孫權的「東進政策」打頭陣。向東(北)至亶洲的任務失敗,但畢竟往東南方執行了次要任務。何況,《三國志》所謂的「〔亶洲〕所在絕遠,卒不可得至,但得夷洲數千人還」可如此解讀:本來先往亶洲前進,但中途放棄,改往夷洲。若然,則出發點偏北的可能性較大。換言之,溫州的可能性最低。而若真的是中途改道,到達今日日本那霸地域的可能性高於台灣。

      即使在途中看到台灣(的某個部份),他們也未必會前往該處。我們現在知道,台灣是明帝國與琉球王國之航線南方的一座「山」,跟沿途其它小島嶼一樣,是個僅供遠觀的航路指標(見前引之周婉窈論文)。如果類似的航路在三國時代以前就已經存在於琉球與中國之間呢?若果真如此,這支號稱萬人的遠征軍是會走已知的路線,還是會轉而前往那個完全未知的小島?選擇第一條路線較合常理。但更重要的是,《三國志》還提到,先前已有人來往於亶洲與會稽之間。所以我們不能排除:這趟遠征有識途者當嚮導。若然,他們出發後就是直接向亶洲而去;其後的動向即應如我在前段所推測。

      在海上看到一個島,何不把船開過去?現在的人頗容易這樣想,但古人呢?今天中國的浙江、福建、廣東三省沿岸之外散佈著許許多多的小島小嶼。一直到近世,它們絕大多數是無利可圖且欠缺基本維生條件的地方(台灣在金門附近派駐軍隊的幾個離島即屬此類)。在船上初見從地平線底下冒出來、當時還未被稱為「台灣」或「釣魚台」的某座「山」,常在大陸沿岸海面活動的人十之八九會猜想,那很可能是個常見的荒島而已。更何況,有些島沒有容易停泊船隻的海岸,甚至周圍有暗礁等等陷阱。如果有已知的目的地與路線,絕大多數的古代航海者應不會隨便冒險,何況負有任務在身。若夷洲即台灣,而且他們在出發前就知道其位置,沈瑩日後寫「夷洲在臨海之南」的機會高於「夷洲在臨海之東南」。

      至於十三行遺址的唐宋錢幣,它們能證明台灣與海峽對岸在唐代或宋代即有某種關係,但這種關係不必然是直接的。我在台灣家中的美金可能來自某個印度人,它們並不能證明我去過美國,或我跟某個來台美國人有接觸。同理,出現在十三行遺址的唐宋物品可能直接來自海峽彼岸,也可能經由第三地、或透過第三者輸入。而且,唐宋會發生的事未必會發生在三國時代。

      以下說明一下我所假設的「第三地」。我們不宜完全排除這種情況:十三行遺址的唐宋物品可能輾轉來自北方某地,而非從西邊直航輸入。這個假設似乎有點大膽,但不至於不合理。其靈感來自明代黃承玄(曾擔任過福建巡撫)的《題琉球咨報倭情疏》。他在向皇帝報告時,如此描述今日基隆的位置:「雞籠在琉球之南」。這種以琉球為中心,然後藉以定位今日之基隆、淡水的看待方式也反映在歷史文獻的「小琉球」一詞。不論稱為「雞籠」或「小琉球」,這個地方若與台灣海峽對岸有直接往來,會被這樣定位嗎?成書於十七世紀初的《東西洋考》之〈東洋針路〉一節的描述就完全跳過琉球:

      東番人稱為小東洋,從彭湖一日夜至魍港,又一日夜為打狗仔,又用辰巽針十五更,取交里林,以達雞籠、淡水。

      值得注意的是,作者在講完了如何去呂宋、如何去文萊(汶萊)之後,才(補?)寫上這一段,且以此結束〈東洋針路〉。在這樣的編寫脈絡裡,「東番」條目活像是在為了新航點、新航路而追加的一筆紀錄。

      至於我所假設的「第三者」,他們不是東亞人。東亞海域在唐代出現了阿拉伯與波斯的海上商船。在唐(從第八世紀中葉開始)、宋、元三代,這些遠道而來的人掌控印度洋至中國沿海的長程海上貿易(明初成祖之所以選擇鄭和領導「下西洋」的艦隊,恐怕跟他的「回」族背景有關),其貿易路線且向北延伸至日本()。東亞各地之間的海上貿易是否因這些「胡商」的活動而提高頻度、增加運量?東亞在地人的航海知識與技術是否因這些人(當時的航行里程數世界紀錄保持者)而提升?這些答案很可能都是Yes的問題都值得進一步研究。

      由此衍伸來看:目前已可以確定的是,閩南人在這些西亞人的帶動下,開始向海外發展。除了向南洋發展,閩南人的活動範圍也擴及澎湖。目前的考古證據顯示,漢人在澎湖落腳的時間點可能在宋代,甚至可上推至唐末。這一波看似不起眼的擴張或亦可視為西亞海商東來的間接結果。雖然進入了澎湖,但漢人要到十六世紀才開始敢繼續向東前進(因為長期對「落漈」深懷恐懼)。吾人不妨由此反觀一千多年前的三國時代…

  3. 問題是臨海水土志對於台灣原住民的風俗仍有很高的雷同,況且按你論斷諸葛直等人出夷洲早於沈瑩出生前所以沈瑩的記述有爭議,那麼陳壽生於公元233年,所以三國志裡233年以前的記述都大有問題?真是了不起的史觀。

    當然我仍是不認同課本上寫的孫權「經營」台灣,因為他只是擄掠原住民充軍而已,完全沒有經營。

    1. 關於沈瑩,敝人在文中並不是像您說的那樣吧?!我並非說,事情發生在他出生之前,所以他所寫的那份(早就消失無蹤的)記述不可信。那一段是在釐清《臨海水土志》相關資料之來龍去脈。從沈瑩的出生年來判斷,《臨海水土志》即使是抄寫事件發生前後的當事人寫下的記述,嚴格而言,仍舊是二手材料(除非他是像現在的口述歷史那樣,在訪談當事人之後寫下那段故事)。重點中的重點是:不論《臨海水土志》是一手還是二手,後世文獻引述《臨海水土志》的那些文字都是不折不扣的二手材料。研判材料的性質等等,這是歷史研究方法ABC。顯然您沒受過起碼的史學訓練。這不打緊,因為歷史研究方法不是現代公民應必備的知識。麻煩的是:您的閱讀理解是跳躍式的、片段零碎的。這就是您自己的問題了。我不是中學老師,幫不上忙。很抱歉!

    1. 敝人文中所寫的「女人不穿耳」均是後人(如章懷太子)「引用」《臨海水土志》所言,而且均按照學術論文格式放在引文內。

      此外,我在回覆網友時已經寫過「穿耳、獵首以及您未提到的拔齒在台灣以外的一些南島民族找得到」。您可能沒讀到。

      所以,如果有人因「穿耳與否」的問題被打臉,第一順位可能是沈瑩,第二個是章懷太子,而且沒我的份。您的手是否夠長,足以打到古人。那不關我的事。至於您的臉腫不腫,那更不是別人如我該關心的。

      最後是邏輯推論的問題。同樣地,先前我在回應網友質疑時已寫過:

      《太平御覽》所提到的那些文化特徵不足以讓我們在夷洲與台灣之間劃上等號。有人會反駁說:「可是這些的確都在台灣找得到啊」。這種方式的推論很容易踩到地雷。假設十三世紀有個漢人到了「遠西」某地,他返回東亞後報告說,該地人民信奉天主教、飲葡萄酒、食用乳酪。我們能就此推論此人到過今天的法國嗎?

      人類學系一年級的小朋友應該很清楚類似的推論陷阱。不過,這些對您而言恐怕過於深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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