看到賴素如,想起馬英九的大水庫(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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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3. 剪貼自2012年12月26日的《自由時報》。從中央到地方基層,索賄、賄選、恐嚇取財,三個案子在同一天上報,都是中國國民黨籍。好熱鬧,好「清廉」!

 

「大水庫」的來源與輸出

馬英九八年市長任內的薪資,加上他簽名領走的特別費,其總和三千多萬,大約僅及於所謂的捐款之半數。其他約三千萬打哪兒來?馬先生怎麼這麼有錢?

關於這個問題,曾將馬英九、周美青名下所有帳戶明細逐筆檢視的侯寬仁早有解答。

若像一審法官們那樣只採信被告所謂的「公益性捐贈63,078,949元,遠已超過其領得實際領得特別費領據核銷半數之總和5倍以上」,您所見到的收支情況就是這般神聖光景:

不過,檢察官侯寬仁清查過馬家帳目後,看到的卻是這樣:

圖5中,紅、橙兩色分別代表馬英九參選市長後的結餘款與補助款之收支,藍色部份則為特別費,淺藍色部份可以視為特別費支出。案發後的捐款(2006年11月)未計入,因為這部份屬於「犯罪後」(見起訴書最後一段)。

這是因為侯寬仁戴著有色眼鏡看馬英九?非也。侯寬仁結婚時,前法務部長馬英九是座上賓:由此可見,兩人在此案之前的關係不錯。在起訴書結尾處,侯寬仁甚至還請法官念及被告在2006年11月捐出1160萬元,「審酌此犯罪後之態度予以從輕量刑」;假如是自始刻意對付馬英九,侯寬仁就應該寫「被告於案發後捐出犯罪所得,企圖脫罪」才是。(如果侯先生的親友告訴我說「侯本是馬的粉絲,他心目中的這個偶像由於特別費案而完全破滅」,我絕對不會驚訝)

侯寬仁之所以會認為馬有數筆捐款直接來自於市長選舉的結餘款與補助款,主要是根據馬英九帳戶的進出資料以及馬先生自己在案發前的公開聲明。我們將會在本文下篇詳細檢視帳戶資料,這裡先談馬在案發前所作的「財產說明」。在這份文件中,馬英九的說詞類似「專款專用」,而非後來改口主張的「金錢具有替代性」:

本人在87年與91年兩次參選台北市長,選票補助款合計4,775萬元(分別為87年2,299萬元與91年2,476萬元),自88年起陸續捐助本人設立之財團法人新台灣人文教基金會(2,271萬元)與財團法人敦安社會福利基金會(2,480萬元)以及中國國際法學會(預定捐助100萬元,已捐出36萬元)、法治斌教授紀念學術基金(50萬元)、台灣住民多族群文化交流協會(98,775元)等單位,捐款總金額已超過選票補助款總額72萬餘元。此外,本人兩次選舉競選經費結餘242萬元亦已捐助中華聯合勸募協會130萬元、政大指南法學基金會100萬元,餘款12 萬元。綜合言之,本人因二次選舉之補助款已全部捐出,且並非全數僅捐助本人設立之基金會,捐款總額甚至超過補助款金額,實無所謂『發選舉財』的問題。

這是馬英九在2006年5月19日的公開說明資料。翌日的《聯合報》當然不會漏報此事:

連日來遭外界質疑「存款暴增」的台北市長馬英九,昨天公布自己10年來財產進出的明細,說明自己財產增加幾乎全為存款和利息所得,不但沒有「發選舉財」,多年來的捐款,早已超過選舉補助。 馬英九在市府的「與媒體有約」時間裡,主動說明自己的財產異動情況,總共花了半個小時(李光儀,〈馬英九公開財產明細 接受檢驗〉,《聯合報》,2006年5月20日)

在民進黨籍市議員按鈴告發馬英九貪瀆的兩個半月前,馬英九就已經無心插柳地幫承辦檢察官整理好了幾筆重要捐款的資金來源。檢方順水推舟,將他這段「財產說明」放在起訴書中,作為證據。後來,被告馬英九在法庭上以「大水庫觀念」為護身符,完全推翻了市長馬英九在案發前的公開陳述。

這份被告自白出現於案發前,其可信度照理說不亞於接受偵訊時的「初供」。一審法官們僅僅在判決書中轉貼了起訴書的這一段,卻在同意「大水庫觀念」的同時,完全略而不提馬英九的自相矛盾。

二審法官們倒是處理了這個部份,而且使用了如此搞笑的方式:

被告馬英九上開二紙選舉補助款國庫支票,經其收訖後,分別於88年2月19日、91年12月26日提示交換存入其於兆豐銀行帳戶內,有如前述,而如公訴人所稱,被告馬英九乃分別於嗣後之88年2月22日捐助給財團法人大道文教基金會籌備處之12,000,000元及台北市立敦安社會福利基金會之13,000,000元、88年3月1日捐助給大道文教基金會籌備處之712,600元、92年1月10日捐給新台灣人文教基金會之10,000,000元及台北市敦安社會福利基金會之10,000,000元、92年2月17日匯給中國國際法學會之300,000元、92年7月24日匯給法治斌教授學術基金之500,000元,雖該五筆捐贈款項乃自其之兆豐銀行帳戶撥付轉帳,但其並非將台北市選舉委員會所發給之該二紙國庫支票逕自作為捐贈之標的,而係將該二紙國庫支票先行入帳存戶,嗣後再陸續提領轉帳捐贈,足見其並非將選舉補助款之國庫支票直接捐出餽贈,且收受選舉補助款之國庫支票與其上開五筆捐贈,有若干時間差距存在。

簡單來講:法官們認為,馬英九沒把收到的國庫支票(選舉補助款)直接捐出去,而是先存到自己的帳戶,所以這筆錢先跟原有的存款混在一起,然後才有捐款的動作,並非直接將選舉補助款捐出去;此外,從收到國庫支票與捐款之間存在著時間差,這也可以證明那五筆捐款不能視為來自選舉補助款。哇哈哈!!!

俗話說,沒吃過豬肉,也看過豬走路。這幾位法官就算未曾收過國庫支票,也應該知道「國庫支票管理辦法」的存在。2004年3月2日以前的「國庫支票管理辦法」第五條如是說:

國庫支票得分批印製,每批印製之支票應編列代表批次之冠字,並按順序逐張編號,印於支票正面之顯著地位,並在票面上加印雙平行線及「禁止背書轉讓」字樣。

就算可以將國庫支票轉讓,請問這幾位賢明的法官:當馬英九在2002年收到一張國庫支票,打算把這筆錢拆開,分別捐給新台灣人文教基金會與敦安社會福利基金會,他如何將這張支票「作為捐贈之標的」?剪成兩張?

根據法規、依照實務經驗,馬英九收到國庫支票後,只能先存入帳戶。從支票存入銀行戶頭到兌現入帳,再到動支金錢,「時間差距」必然存在。在銀行實務上,今天存入的「次交票」金額通常要等到後天才能在自己的存摺出現。這些法官怎麼活像初入社會的新鮮人呢?!

更何況,馬英九存入其中國國際商銀帳戶的第一張國庫支票(近乎兩千三百萬元)在存摺出現紀錄的日期是1999年2月19日,而他在同年2月22日即從同一帳戶匯出兩千五百萬元,兩個日期之間只有銀行不上班的20日(週六)、21日(週日),所以這一大筆錢可謂今天入帳戶、明天全數匯出。這種「時間差距」竟然也可以被法官拿來輔證「並非直接捐出」!

至於第二次市長選舉後的那一筆補助款,雖然2476萬入帳到中國國際商銀帳戶(2002年12月26日)到匯出至「新台灣人」、「敦安」兩基金會(2003年1月10日),中間相隔14天,但扣除放假日後只有9個工作天。此外,我們宜注意以下因素:中國國際商銀」與「交銀」於2002年12月31日正式合併為兆豐金控。由此可推測,從2002年底到2003年初,任職於這家銀行法務部門的周美青可能沒有餘暇去處理馬先生的那個帳戶。(按:這個帳戶開在中國國際商銀位於吉林路的「國外部」,亦即周美青上班的地點)

二審判決書打了案發前的馬英九一記耳光

還有更嚴重的:

被告馬英九之95年5月19日聲明,乃於距離其上開八筆捐款時間數年後所為,焉可真實反應被告馬英九捐款時內心之主觀認知為何?

二審法官們的意思是:馬英九在2006年5月19日的公佈的「財產說明」跟他當年捐款時未必一致。怪哉!既然是被告於案發前主動且公開發表的言論,法官幹嘛如此費心幫他辯解?難道這年頭的法官還同時兼任被告的辯護律師嗎?

馬英九捐出這幾筆款項時的「主觀認知」根本不是什麼難解的歷史之謎。且看1999年的《聯合報》報導:

新台灣人文教基金會第一次董事會昨天在台北市聯勤信義俱樂部舉行。馬英九在會中指出,去年十二月五日台北市長選舉,他得到七十六萬六千三百七十七票,市選委會依據選罷法以每票三十元計算,發給一筆兩千兩百餘萬元的競選經費補貼他為了善用這筆錢,決定成立新台灣人文教基金會,另外還要成立一個慈善基金會,以進一步結合民間力量,服務大眾。(馮金桁,〈馬英九成立新台灣人基金會〉,《聯合報》,1999年4月12日

然後還有同一家報社在2000年的報導:

台北市長馬英九利用選後競選經費補貼款兩千餘萬元成立的台北市敦安社會福利基金會,今天上午在台灣大學力學館成立〔…〕 馬英九去年曾利用競選補助款成立新台灣人基金會,由清大教授沈君山擔任董事長〔…〕(董智森,〈敦安社福基金會 成立〉,《聯合報》,2000年1月22日

這些都是馬英九早就公諸於世、經大眾媒體報導之事。從1999年初到2006年5月,馬英九的相關說詞始終如一,而全台灣至少有百萬人知道這兩個基金會的資金來源;二審法官們卻將這種事講得一副像是難以捉摸之謎!這幾位法官是否從來不看電視、不讀報紙,還是全都罹患失智症?

關於馬英九創設的這兩個基金會,如果二審判決書所講的「捐款時內心之主觀認知」云云成立,馬先生在1999年初至2006年中所講的一切若非囈語就是謊言。

最慘的是:既然馬英九在2006年5月所講的話可能不是他先前所想的,照同樣的邏輯,我們可以反問法官:馬英九在訴訟過程中的種種辯詞又「焉可真實反應被告馬英九」歷年領取特別費時「內心之主觀認知」呢?(謎之音:反正,現在台灣也只剩十幾趴的人還相信馬英九所講的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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