欲使歷史教育「去日本化」,必先去除「歷史」一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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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23年,台北小學生於日本皇太子裕仁訪問臺灣時群集總督府前。

「〔張之洞〕凡奏疏公牘有用新名詞者,輒以筆抹之,且書其上曰:『日本名詞!』後悟『名詞』即新名詞,乃改稱『日本土語』。」

江庸(1878-1960)

關於這次的課綱微調更改,教育部長蔣偉寧在1月26日表示:「這次微調是讓教科書符合中華民國憲法精神,完全沒有去台灣化,去日本化倒是有一點。」唉!蔣偉寧部長必定知道,《大學》有言:「物有本末,事有終始,知所先後,則近道矣。」若要使我國歷史教育「去日本化」,當然要從根本處著手,所以,應該廢掉「歷史」這個詞,換言之,歷史課、歷史系、歷史研究所、國立歷史博物館等名稱全部應該修改。為什麼?蔣部長的專長是土木工程,八成不知箇中道理。主導課綱更改的王曉波、朱雲鵬皆非歷史學者,可能也都不懂。

一個不存在於古代中國的名詞

在台灣唸過歷史系的人在修「史學導論」(必修)或「中國史學史」時大多會學到:中國古書幾乎不用「歷史」一詞;在提到類似概念時,古代作者僅以一個「史」字表示,例如:

  • 公元前一世紀:「自獲麟以來,四百有餘歲,而諸侯相兼,記放絕。」(司馬遷,《史記‧太史公自序》;按,句中的「史記」並非書名,而宜理解為「歷史記述」)
  • 公元第八世紀:「苟未達此義,安可言於邪?」(劉知幾,《史通‧曲筆》)
  • 1832年:「三代學術,知有而不知有經,切人事也。」(章學誠,《文史通義‧浙東學術》)
  • 1900年:「班志地理存前古之軌迹,立來之準繩〔…〕」(王先謙,《漢書補注‧序例》)

對於以上所言,有人會以中文版《維基百科》的條目〈歷史〉的這句話來反駁:

「歷史」一詞出現較晚,《三國志·吳書·吳主傳》注引《吳書》,吳主孫權「博覽書傳歷史,藉采奇異」。

其實,《維基》上的這種解釋是斷章取義。在裴松之的註解中,趙咨(孫權派出的特使)回答曹丕的整句話是:

吳王浮江萬艘,帶甲百萬,任賢使能,志存經略,雖有餘閒,博覽書傳歷史,藉採奇異,不效諸生尋章摘句而已。

孫權「博覽」的「書傳歷史」其實指記事類的書籍,而且很可能是特定的書籍。從漢代開始,「書傳」可以指《尚書》與「春秋三傳」,例如:

官事小闋,輒玩習書傳春秋左氏傳尤簡練精微,吾數以咨問傳中諸疑,皆有師說,意思甚密。又尚書兼通古今,大義詳備。(《三國志‧吳書‧劉繇太史慈士燮傳》)

甚至特指《尚書》與《左傳》,例如:

孔子之時,周室微而禮樂廢,詩書缺。追迹三代之禮,序書傳,上紀唐虞之際,下至秦繆,編次其事。〔…〕故書、傳、禮記自孔氏。(《史記‧孔子世家》)

由此可知,趙咨那句話中的「歷史」應解讀為「歷代史書」(當時有《史記》、《漢書》等),意義類同於「諸史」。所以,在加標點符號時也可以多加兩個頓號:「書、傳、歷史」。加上頓號後,我們可更清楚地看出,這個詞組指涉三類書籍。就此觀之,「歷」字的插入也有修辭的功能:由於多了此字,四字的名詞詞組乃得以構成(文言文多的是這種四字一組的構造,趙咨那句話就包含了七個)。

以下引文出自《南齊書》,其中的「歷史」亦宜解讀為「歷代史書」,而且,其修辭對仗的功能更明顯:

皆兩臣釁結於明時,二主議加於盛世,積代用之為美,歷史不以云非。(《南齊書‧列傳‧武十七王》)

在卷帙浩繁的《二十四史》之中,原本的文字加上古代重要註釋,僅有以上兩例。

就我涉獵搜尋所及,在十九世紀末之前的文本,只能找到另一個案例。此例就出現在編纂於明代的一套史書之書名上:《歷史大方通鑑》。袁了凡為這套書所寫的〈歷史綱鑑補引〉裡有一句話不僅說明其構造,也解釋了其標題:

弟兄不合併之一家可為大方家乎。余是以不揣鄙陋,取諸史而採輯之,以綱標其大義,以目與鑑詳其嶺末。

所以,此處所謂的「歷史」跟以上兩例一樣,還是等於「諸史書」、「歷代史書」。

就目前所知,在中文書目資料中,我們今天所用的「歷史」一詞可以說首度出現於皮錫瑞的名著《經學歷史》(1896)。皮錫瑞在書中將經學之歷史區分為「經學開闢時代」、「經學流傳時代」、「經學昌明時代」等等:這種斷代方式不復依循「朝代」,而是視論述對象的變化而定。在此書中,經學流變與朝代更迭共構於一種抽象、普遍的時間基礎之上。就此觀之,書名中的「歷史」不復是「諸史」的代稱,而與今日通用的「歷史」一詞同義。有趣的是,「歷史」在此書內文只出現過一次,而且,句中的「歷史」並非完全不能解讀為「諸史」:

古來國運有盛衰,經學亦有盛衰;國統有分合,經學亦有分合。歷史具在,可明徵也。

分水嶺上的曖昧性?若皮錫瑞此書不能算是首例,「歷史」一詞出現於中文書名的時間點就必須往後挪到1900年以後了。不過,在《經學歷史》出版的前一年(1895),禮部侍郎于式枚在上奏時已寫道:

臣遍考東西歷史,參校同異〔…〕(《清史稿‧列傳‧于式枚》)

由此兩例,我們可以斷定,「歷史」一詞在1890年代中期時開始進入中國的重要文獻

「歷史」,made in Japan

早在皮錫瑞之《經學歷史》問世前,日本已有兩百多本書籍的標題使用「歷史」。以下僅列出最早的九本。

  • 1872年:Peter Parley(pseud.)《萬國歷史直譯》,東京,千成樓。
  • 1873年:高見沢茂,《世界歴史の緖:卷一》,東京,天籟書屋。
  • 1875年:近藤圭,《皇朝歴史之文:前編》,大阪,前川善兵衛。
  • 1877年:吉良義風(原輯)、大友能直(鈔譯),《上記鈔譯:歴史部》,東京,中外堂 、金花堂。
  • 1877-1878年:原田由己(編),《歴史攬要》,東京,万蘊堂。
  • 1878年:井上喜文,《歴史通覧》,川越,文港堂。
  • 1878年:Samuel Mander(曼拿兒),《歴史問答:初編》本田亀洞 譯,嶋野也八郎 出版。
  • 1878年:足立正修,《新撰歴史》,東京,立志堂。
  • 1880年:小林義則(編),《小學萬國歴史:上》,東京,丸家善七。

接下來,在1881-1990年間約有百本,於此從略。

由以上資料可知,「歷史」一詞可能是日譯西書時的產物,而且至遲在1870年代已流行於日本知識階層

從幕末時代到明治維新,日本大量引進西方知識、器物、制度。脫胎換骨、突飛猛進的日本成為眾多晚清知識份子與官員的取經對象。剛才提到的皮錫瑞並非全然埋首故紙堆、不知當時巨變的迂儒。曾在1898年說過「東洋一切製造,皆能仿效西人」的他顯然常接觸當時的新訊息,可能因而接受了一些日本製造的語詞,包括「歷史」。

當中國學童開始上「歷史」課:《清史稿》提供的線索

從《清史稿》所引用的官方一手資料,我們也可觀察到來自日本的新名詞「歷史」如何變成教育制度中的正式用語。

二十世紀初,大清帝國開始效法外國,規劃現代教育體系。光緒皇帝於1902年接受吏部尚書張百熙的提案,頒佈「欽定學堂章程」——《清史稿》稱「教育之有系統自此始」。根據此章程,「尋常小學課目」包括「修身、讀經、作文、習字、史學輿地、算術、體操」。其中的「史學、 輿地」即現在的「歷史、地理」。

張百熙後來被二十世紀初的中國人尊稱為「大學之父」。他為了推行新式教育,敦請已經辭官的桐城派名家吳汝綸出任大學堂總教席,而且還特別為此求皇帝准予吳汝綸「五品卿銜」。吳汝綸不願答應,張百熙乃特地「具衣冠拜之」。最後,吳汝綸提出一個條件:先讓他「赴日本考學制」。

現在反日的那些中國人很難想像:在十九世紀末、二十世紀初,日本是眾多中國學子嚮往的留學聖地(一如美國之於戰後台灣)。吳汝綸並非只會寫文言文的老古板;他曾長期擔任曾國藩、李鴻章的幕僚,也樂於跟西方人打交道,對世界大勢有相當程度的認識。由於仰慕他的學養與文章,有些日本粉絲特地去拜見他,所以他也跟日本人直接接觸。總而言之,此人知道,日本是值得中國學習的對象。

結束日本考察後返國的吳汝綸未及出任「總教習」即因病去世,時為1903年。就在這一年,當時負責教育改革的張百熙、張之洞、容慶向皇帝建議「重訂學堂章程」:

博考外國各項學堂課程門目,參酌變通,擇其宜者用之,其於中國不相宜者缺之,科目名稱不可解者改之,過涉繁重者減之。(《清史稿‧志‧選舉二‧學校二》)

前一年的「欽定章程」經過這一波的「重訂」,「尋常小學」變成了「初等小學」,而且課程科目改成:

修身、讀經、講經、中國文學、算術、歷史、地理、格致、體操。(同上)

「歷史、地理」於是在教育體系中取代了「史學、輿地」,一路沿用至今。這是「博考外國各項學堂課程門目」後的結果。顯然,「史學」之所以會改稱為「歷史」,不可能是因為參考西方國家,而是因為向日本看齊。

附帶一提:在1903年的那波改革中,張之洞建議設置「統轄全國學務」的「總理學務大臣」;這個職位歷經改制為「學部尚書」、「學部大臣」後,到了民國時代改稱為「教育部長」,亦即蔣偉寧先生目前的官銜。

結語

總而言之,現代漢語中的「歷史」是個如假包換的日本貨。若要使歷史教育「去日本化」,應該先將課本封面上的「歷史」劃掉,就像張之洞劃掉其它「日本土語」那樣。至於本文開始所附的照片,那是為了請蔣偉寧先生在下次見到馬英九時提醒他,請他早日拆掉那棟「總統府」,因為那是「日本殖民統治」的產物與頭號象徵。什麼?這樣一來,他要去哪裡上班?唉呀,還不簡單:請拿綠卡的馬英九每天上美國人所設的臉書打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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