香港之薪資、失業與貧窮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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修訂說明(2009.12.30):
承蒙香港特區十年史之作者 Michael Young來函指正,本人對香港近年的人口與社會變化有進一步的認識。在參考更多的相關資料後,我決定在這個新版本中移除初版中論及香港整體人口結構變化的段落,待日後另行將相關資料與分析另寫一篇文章來就教於各位。特別感謝 Michael Young 君熱心分享他的豐富知識與精闢分析。順此向有心多認識香港、或擔心台灣「香港化」的讀者們推薦他的 blog: 香港特區十年史

在經濟方面,九七之後的香港人的生活變好或變差?CEPA給香港帶來什麼?

從這張實質工資指數統計圖來推想,第一個問題的答案似乎是肯定的(至少就1999-2003這一段而言)。「經理級與專業僱員除外」,大多數的受薪者屬此類,他們的薪資確有所增加,但這未必是因為香港「回歸祖國」,而可能因為別的因素,例如世界經濟成長。

比較可以確定的是,CEPA在2003年端上桌以後,他們的薪水袋反而變薄。假設某人在1992年九月的薪資為100,他在2003年時已加薪至118以上;但此後到2008年,其薪資不增反減地降至114左右,亦即回跌到2001年的水準。

上圖資料不包括所有的行業。不過,所謂的「選定行業」涵蓋面也夠廣的了。下圖則是同一系列統計工作近五年多來的結果。在此圖中,我逐一標示出各部門的薪資變化趨勢。

其中,「所有選定行業」為總平均值,其趨勢保持水平不動。恒生指數在2007年10月衝上三萬點,但只有「個人服務」業的工資反映出慶祝行情。頂多,「專業及商業服務」的工資在歷經2004-2005年的連連下跌後,逐步攀升,但即使增加,仍低於整體水準。明顯下跌且離平均水準越來越遠的有兩類,包括與人的基本需求有關之運輸、住宿、餐飲。除了就業門檻與勞動人口這兩個因素之外,這兩類從業者的薪情欠佳亦與香港當地的消費力、財富分配狀況有關。

製造業的工資趨勢幾乎與整體統計結果一致。製造業?現在我們找得到多少「Made in Hong Kong」?或者,問題應該改成:上次您在市面上看到「Made in Hong Kong」是什麼時候?

香港產品出口在1980年代末達到高峰之後並未隨著冷戰後的全球貿易量飆升而上揚,在「回歸祖國」後更是一路走跌。為什麼?答案可在上圖的「轉口」貿易曲線上覓得。轉口貨物當然以進出中國的為主。中國開放尚未滿十年,香港產品的出口金額已被轉口貿易金額超越(1987)。1990年代,中國工廠如雨後春筍地出現,香港製造業在人家的低廉工資競爭下還有啥好混?在這種情況下,碩果僅存的香港在地業者即令有心,亦很難再改善勞工的待遇。類似的情況也在同一時間發生在製造業所佔比重更大的台灣。

台灣製造業從1990年代初開始大量遷廠至中國,當時從製造業被擠出來的大量勞動力不可能回去種田,所以要嘛替自此難以降低的失業率打底,要嘛就進入服務業搶差事。過去,製品外銷的興旺持續墊高勞工大眾之消費力,而進一步推動著服務業的快速成長。工廠外移則在服務業的勞動力市場發揮剪刀效應:一方面,這樣的消費動力迅速衰退;另一方面,求職者暴增。服務業的平均工資因此易跌難漲,技術門檻越低的工作越是如此。我先前未及寫完結篇的「薪資為何不易漲」系列( 1, 2)的結論一言以蔽之即:「 要素價格均等化 」。

歐美日等工業先進的社會經濟早已深受本國產業外移與無限上綱的自由貿易所苦。台商改造自己家鄉經濟的動作之大之快更是洋鬼子與日本鬼子所望塵莫及的。當年李前總統的「戒及用忍」政策對此轉變踩煞車;現在馬先生這一幫人則吃了秤鉈鐵了心,要把油門踩到底。

香港工業規模與比重原就遠不如台灣,所以製造業衰落所造成的衝擊不若台灣的情形那麼嚴重。當中國變成世界工廠,香港作為其主要出口港之一,可以受惠;台灣並不具備這樣的地理條件,台灣製造業的縮減只是會降低來台靠港的國際貨輪之運量。同理,台北不可能像香港那樣扮演中國金融貿易重鎮的角色。人家樓下就有可利用的銀行,只有吃飽太閒或居心叵測才會沒事越過馬路到對面那一家轉帳。

其實,在金融、貿易等領域,香港這個老資格面臨著被新興上海取代的威脅。更廣泛地來看,從過去的製造,到今天的金融、服務、貨運,香港都在區域經濟地理的變遷中遭逢來自中國其它都市、港口的激烈競爭。以香港的地理位置而言,實在很難自這個戰場抽身。

香港在金融與轉口貿易所能賺得到的是一回事,一般香港人的生計則又是另一回事。

我們在本文第一張圖曾看到,香港實質工資在1999-2003年間呈現上升;但這個榮景底下卻有個更巨大的負面變化:失業率快速攀升

後九七的香港失業率一直高於1997年的2%,最慘的時候是2002-2003,從破七到逼近八;男性失業率尤其嚴重,在2003年更突破九趴大關。女性整體就業狀況較佳,這個差距的主因之一:低階服務業雇用女性的意願較高。

接踵而至的禽流感、亞洲金融風暴、網路經濟泡沫破滅、九一一、SARS 都對香港經濟造成衝擊。正由於如此,2003-2008年的失業率快速下降有相當大一部份屬於世界經濟的榮景(與泡沫)下的修正結果,而不當被被簡化為CEPA的效果。這個解釋可由東亞國家如新加坡、台灣失業率在2003年以後的下降得到支持。

既然2009年失業率陡升的兩個百分點主要源於全球經濟危機,CEPA效果之計算宜以此為低點來計算;而若將九一一事件與SARS流行這兩個特殊、短期性因素排除,出現於2003年的高點應往下修。經過這樣的重新評估,就算CEPA使香港失業率降低,其貢獻度應該遠低於圖上所示。

雖有全球景氣榮景與2008年北京奧運的加持,香港在2008年的失業率仍高於九七之前十年的平均水準甚多。這意味著:結構性因素將失業率鎖在3%以上。

自1990年代中以降,台、韓、新加坡均出現偏高的失業率。這個現象有個共同原因:中國出口型的崛起。三國之中,台灣將自家生產工具搬到中國的情況最嚴重,失業率易升難降的基礎結構亦最穩固。香港的製造業外移比台灣開始得更早亦更徹底,亦無台灣那種拯救製造業的意圖與政策,缺少可消化勞動力的新興產業。 因此,我們很容易在失業者的行列中看到從前的製造業工作者。2005年的一份報告指出:

台灣的失業情況並未如香港般嚴重,當中的原因除了台灣當局近年積極推動「公共服務擴大就業方案」等措施,為弱勢社群提供短期工作職位外,其關鍵更在於台灣方面仍保留著一定比重的製造業生產,致使那些未能「轉型」的勞動力仍有所「依靠」。目前,台灣製造業佔生產總值仍維持 25%左右,其吸納的勞動人口達到三成半;反之,近年香港製造業所能吸納的勞動力卻少於10%。(何永謙、關智明,結構性失業問題仍然嚴峻,pdf 檔案)

這份報告並非來自民進黨或台聯。兩位作者任職於香港民間智庫香港政策研究所,遠在台灣的政治紛爭與媒體謊言之外。

製造業會外移,服務業也會。在網路通訊技術發達的今天,電
話客服可以擺在九龍,也可移至深圳、甚或更遠的廣州。即使沒外移,香港服務業尚得面臨原有的消費者北上購物享樂的客源流失問題。

香港過去可謂在中國的外資外商之前進指揮所,然而,隨著上海等都市的興起,香港不再唯我獨尊,甚至有被邊緣化的危機。馬英九的直航政策更是造成今年前十月香港機場旅客人數比去年同期減少近14%的兩大殺手之一,未來幾年的數據應會更清楚地證實其影響力遠大於當前的全球經濟衰退。

經濟地理條件的改變壓縮著香港的就業市場。在就業市場規模不足的情況下,原本即一直屬較嚴重的年輕人失業問題繼續惡化。二十多歲的失業比率在今年重見2002-2003年破八的水準;而九七以來年年在15%以上的15-19的失業率在今年更再度突破25%。

中年失業的問題亦相當嚴重。九七之後,五十歲這個年齡層的失業率異軍突起,在最嚴重時甚至破九(2003)。有頭路變沒頭路的人亦常見於四十多歲的港人之中。這兩個年齡層在全體人口所佔的比例數一數二,失業人口約半數分佈於斯。

人口金字塔圖清楚顯示香港人口的兩個重要特徵:趨於老化、女多於男。人口老化將會在未來的十五年內幫失業率踩煞車,但也會讓撫養與貧窮化的問題更加嚴重。

不論對受薪者或對失業者而言,香港三溫暖式的物價變化都是一大壓力來源。九七之前的炒作助長物價房價飆漲,將貧富差距拉大。九八之後的通貨緊縮又帶來蕭條,跟失業率遽增相互為用。待到2005年,世界原物料價格上漲加上炒風再起,短短三年多之間,物價就上漲了9%。

物價上升對於失業者與低薪者的壓力尤大。由於缺乏法定最低工資的保障,報酬低微的工作成了降低失業率的利器。漂亮的失業率降低曲線掩飾著就業不足現象與經常面臨入不敷出的大量勞動者。九七以前就根深蒂固的完全自由主義作風所造成的嚴重貧富差距繼續惡化,而特區政府晚近的濟貧政策只是止痛藥,治不了病灶。

所謂的「M型社會」在日本看不到,在台灣不明顯,倒是香港的經濟社會變遷較具那種架勢。香港家庭的收入中位數落在10000-19999元區間。這一部份人的比例從1996到2006年少了4.3%,而同時,最底層的部分則增加了4%。

由於其嚴重性,貧窮問題深受香港許多民間團體重視,連特區政府都不得不祭出救濟措施。香港社會服務聯會、香港職工會等組織主張以「整體平均住戶收入中位數的一半」來定義貧窮線。家庭住戶每月收入中位數是多少?根據官方統計:

  • 1996年:17,500元;
  • 2001年:18,705元;
  • 2006年:17,250元。

因此,收入不滿8000元者,絕對在貧窮線之下。下圖裡面那墊底的三組即屬之。三組加總,竟佔香港全體戶數的 20%!

透過電子媒體,台灣觀眾老是看到一個光鮮亮麗的香港。媒體攝影機若不是黏著港星富豪,就是進入繁華市區、美食餐廳。這些只是香港社會經濟的一小部分。看多了,我們甚至會覺得香港不僅是觀光旅遊廣告所宣稱的「購物天堂」,甚且是人間仙境。經由這樣的扭曲,我們聽不到香港進步人士的聲音,看不見香港貧窮失意者的生活,更不會知道那個社會有哪些結構性問題。在某些方面,香港值得台灣引以為鑑。這會妨礙到那個跨海政媒複合體的政治經濟利益。

昔日香港的輝煌立基於她在政治經濟地理的特殊性上。二十多年來,尤其在九七之後,這樣的特殊性被大幅沖淡。中國經濟的快速成長對香港猶如兩面刃:在立即入帳的利益之後,隨之而來的是依賴關係的翻轉。過去,中國不能沒有香港;現在則相反,中國若無香港依然能繼續發展,而若把中國元素抽離,香港經濟絕對會應聲崩盤。

整體而言,香港正慢慢地變成個不再像從前那麼不凡的中國沿海城市。過去所累積的歷史資產與目前仍具有的一些優勢使自雲端走向平凡的香港不至於驟降,而只是盤跌;而過去所造成的歷史負債,例如嚴重的貧富不均,則使得弱勢者更難招架轉型變局。放在這樣的宏觀結構變遷來看,近年來特區政府乃至北京的經濟政策,包括CEPA在內,就算有效,也不過是在香港步下雲端後的蜿蜒崎嶇道路上放置幾塊歇腳石而已。

大勢所趨並不等於必然。關鍵在於能否發展出夠強的新特性。此處所謂的新特性不宜被與「新產業」混淆。像台灣發展電腦產業那樣地打造一個新興產業王國,why not?問題是,正如台灣經驗所顯示地,人才、技術、設備全都是可以被外移的。我所著眼的「新特性」側重的是經濟的社會文化基礎,所建議的參考典範不是台、韓、星,而是北歐國家。北歐所能提供的並非現成的答案,不是可供橫向移植的模式,而是探索新方向的一個可能的出發點。能夠維持「進念‧二十面體」這樣的藝術團體超過四分之一世紀的香港應具有足夠的想像力與創造力去構築適合自己的新模式。切實可久的社會藍圖與工程唯賴在地者的思想實踐;外人只能提供意見,無法代勞,不宜干涉。

話說回來,問題的核心正在於這個「內 vs. 外」問題上。只要香港有心於躍上另一個雲端,她就需先具備足夠的自主與自由。不幸地,自主與自由受限且被削減,此乃當今香港所面臨的深層危機之一。在這個故事裡面,有個等著我們那身在福中不知福、自個兒把脖子送進項圈裡的台灣痛苦體認的簡單道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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