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en make their own history, but they do not make it as they please; they do not make it under self-selected circumstances, but under circumstances existing already, given and transmitted from the past.
Karl Marx
間奏與伴唱
1983年8月16日，當年的兩大報都在頭版的某個角落擺了一條美聯社發自北京的短訊：中共總書記胡耀邦說，中國要在1997年7月1日收回香港。「胡匪耀邦」的意思即：為期99年的「新界租約」一到期，整個港九地區就必須改旗易幟。
以我們今天的眼光來看，這個「大限」日期不足為奇。但是，當時在這則新聞出現之前，世人只知道中國會在「適當日期」收回香港。《中國時報》因而在標題中說「中共提出確切日期」。《聯合報》所使用的標題則多少帶著不屑的態度：「中共又有一說」。
事情可沒《聯合報》所講的那麼單純。中英兩國派出的代表當時正在談判，中共「匪酋」卻突然從大本營放射出如此明確的訊息。由這個動作，外界不難猜想到：談判陷入膠著，中共想藉由提升層級、拉高姿態來逼迫對手讓步。
那一年的九月下旬爆發了一場港元危機。這個金融事件的政治火藥在八月中旬就已近乎備妥。
那一年的八月中旬，台灣三家電視台之一的華視正在播放港劇《天蠶變》。
那幾年，港劇剛開始進軍台灣，非常受到歡迎。當時的台視、中視、華視「三台」分別隸屬於政府、國民黨、軍方（合稱「黨政軍」），所以，新聞局能輕易地設下規定：同一時間只能有一家播映港劇。若非如此，那股由《楚留香》捲起的風潮必使三台的八點檔全被港劇包下。
在陸續登台的幾部港製連續劇之中，最受台灣觀眾喜愛的非《楚留香》莫屬。當年還年輕的我常四處「賴賴趖」（美其名曰「明察暗訪」）。不論在大街或在小巷，我時常聽到《楚留香》的主題曲。若我沒記錯，當年還有殯葬業以這首樂曲為死者送行。
觀察加上讀報，個人的印象是：普遍而言，相較於對港劇的熱衷，當時的台灣大眾對香港前途問題可謂冷漠。即使不論有無「港劇熱」，我所看到的基本上就是一種「香港前途不關我事」的態度。
這種現象並不奇怪。長期以來，台灣與香港各自走在不同的殖民史軌道上。雖然在1949年之後，雙方之間的來往互動遠比以前頻繁，但是由於地理距離、語言障礙、政治界線，這兩個社會的關係依然是處於「兄弟登山，各自努力」的態勢。台灣人不關心香港，香港人對台灣的態度也差不多。
當年的台灣不可能人人對香港的前途黯淡無感。在今天這個網路時代，一隻流浪狗可以在幾分鐘內引來成千上萬的網友投以關愛的眼神；三十年前則尚無這種資訊意見流通的便利，所以就算隔著一條街有個我不認識的人也關心香港，我跟他之間彼此搭上線的機率幾乎等於零。
更何況，當時大多數的台灣人對國內政治並不關心。這樣的一群人如何隔海去關切另一群人的命運呢？
關心政治？在那個尚處於戒嚴狀態的台灣，除非遵循黨國體系的路線口令，否則，關心政治是種高風險行為。說來諷刺，在那個時代，連小學生作文都會動輒來一句「反攻大陸」。所謂的「泛政治化」，莫此為甚。當然，那些套語只是空洞的政治口號——連黨政高層都知道。
除了這類符合當局意旨的空話之外，任何人也都可以批評…比如說…烏干達的政治：反正，全台灣會有興趣的人不會超過三個，就連警備總部也懶得理會（頂多會在檔案中註明「瘋子」吧）。香港可不一樣。對國民黨政權而言，那是個戰略要地（見本文上篇），容不得我們這種「小民」隨意置喙。
烏干達離我們實在有夠遠；但香港可不是在非洲。眼見「東方明珠」即將落入共匪魔掌，台灣社會就地緣、就文化經貿關係而言，應該比其他國家有更早、更強的反應，不是嗎？然而，許多因素加湊在一起，使我們反常地淡然視之。當年的某個下午，我又在路上聽到《楚留香》主題曲，當下覺得最後那句「獨行，不必相送」好似香港的心聲，不禁嘆了口氣。
諾言與空話
不論關心香港前途的台灣人到底有幾個，這些人很可能多數都相信「大有為」的政府會有所作為。在回顧台灣社會的態度之後，我們就繼續來看前兩篇未提及的國民黨政權第三、第四種反應。
的確，在中英談判的過程中，國民黨政權多次公開表示會以具體行動幫助香港人。其中最豪氣的當是這一個：
外交部長朱撫松卅日表示。促成「香港問題」的「國際化」是我國處理此事的主要目標之一，其方式就是使「香港問題」得到國際輿論的支持。（《中國時報》，1983年12月31日）
這等於說要使中英談判破局或至少受第三方牽制。可能嗎？
台灣當時已失去跟美國的外交關係，只剩24個邦交國，而這些國家無一有足夠份量與地緣關係來介入香港問題。台灣自己在外交戰場節節敗退、氣喘吁吁、朝不保夕，政府竟還意圖援引友邦力量去救香港！這種泥菩薩心腸著實令人感動啊！
根據同一篇報導，「朱部長不願詳細說明我國如何促使友邦對『香港問題』發言的方法」。嗯，外交部的確專業，知道這種事一定要秘密進行。不過，後來一整年之間，好像沒有任何友邦跳出來為香港發言。這可能是因為外交部的保密功夫已臻至爐火純青的境界，保密到只有部長自己知道他所謂的「方法」吧…
除了這個神秘兮兮到完全無聲無影的外交手段之外，台灣官方還宣稱將會採取一系列的具體措施來協助香港與香港人。這些措施主要有兩種：一是為了「維護香港之自由、安定與繁榮」，另一則是「便利香港忠貞愛國同胞『返國』（亦即來台）」。政府在1983年9月就已如此宣示，而且直到一年後的《中英聯合聲明》簽署當日的十幾個月之內曾數度重提。
關於第一種措施。台灣官方所能做的其實相當有限，因為香港畢竟是他國管轄的地方。
國民黨在1949年之後跟一些香港民間社團持續合作，有自己的人脈，可是這些都沒能夠有效阻撓中英談判。等到中英兩國談出了結果，這些本來基於歷史情感、意識型態、現實利益的結盟關係逐漸弱化，因為：1）所謂的「歷史情感」只是基於國民黨統治中國時期的回憶，終究不敵移民入港者的「祖國情感」；2）自從鄧小平這一系「走資派」主掌中國大權後，香港的反共者越來越難打「經濟自由」這張至尊牌；3）至於現實利益，用膝蓋想也知道，終將成為香港新主子的中共必然吸引昔日為了利益而趨附中國國民黨的那一批人。
我們這些老一輩的台灣人大多還記得，從前從前，每逢十月，「港九自由總會」就會在影藝界揪團，前來台灣參加「國慶」活動；在1975年以前，每年的十月底還有前來朝拜老蔣的「祝壽團」。現在呢？能夠去北京登台參加共匪的「中央電視台春節聯歡晚會」早已成為眾多所謂的「港台」藝人心目中的「成功指標」。這個今昔對比悄悄地形成於八四到九七的過渡期，當時未被特別注意到而已。
在1986年，台灣的報紙有這麼一條消息：
以成龍為首的香港百名武師，明天於香港要在英國女皇御前表演舞獅，成龍原預定要抖出渾身解數，展現從天而降的高難度動作，但大會唯恐驚嚇了女皇，乃取消這項表演。（《聯合報》，1986年10月20日）
雖然令人莞爾，但其中的笑點今昔殊異。現在的成龍呢？這位「政協委員」今年在北京的「中央電視台春節聯歡晚會」表演了「創意武術」。至於其它種種，大家談得很多了，不必我多提。
在過渡時期，英國殖民當局盡力維持港九的局面，而宣稱香港在九七之後「馬照跑、舞照跳」的中共則鴨子划水地在香港各界滲透收編。於是，國民黨所謂的「維護香港之自由、安定與繁榮」日益顯得多餘，而且越來越找不到著力點。
不過，眾多香港人不敢相信中共，或至少對所謂的「五十年不變」半信半疑。社經能力足夠者開始想辦法外逃或在異國他邦預留個落腳之處。所以，台灣當局最切合實際的因應措施就是「便利香港忠貞愛國同胞『返國』」。
其實，國民黨政府並不打算因此而大開國門，除了因為台灣本身就已地狹人稠之外，更因為他們怕被共匪趁機滲透：這個態度正表現在「忠貞」二字上頭。
事後來看，這個接納移民的政策成效極其有限。一如在其它許多事例上，國民黨政權的態度與能力使他們反覆宣示的這項政策大打折扣。此外，當時的台灣不僅在自由程度上遠遠落後於香港，在行政治理效率、司法公正程度等方面也差人家一大截；台灣當時能夠吸引港人的強項唯有文化與語言文字相近而已。那幾年，香港社經地位較高的外逃者大多選擇英語系的先進國家，會移入我國者主要是由於工作、婚姻、學業等因素而跟台灣結緣的少數人。（粗略來看，1984-1989年期間，香港官方的外移人口估計中以1988年的人數最多，共有45800人；而美、加、澳三國移民統計中的香港人總計有43040人。六四天安門事件驅使更多香港人外移：根據香港政府估計，1991年共有六萬人外移；而在台灣統計中，於同一年定居台灣的港澳人士僅有3703人。）
其實，國民黨迎接港人遷台的政策並非純粹出於愛心。更糟糕的是，其中的利益盤算竟然由外交部長親口赤裸裸地講出來，而且還刊登在次日的報紙頭版上：
〔朱部長〕說，政府對於吸取香港資金和安排忠貞人士來台定居就業一事已作好準備。（《中國時報》，1983年12月31日，第一版）
沒有香港人會對這種話反感才怪。
就算要言利，當時香港最珍貴的並非台灣本身不缺的資金，而是人才。
台灣當時不缺錢，缺的是正常投資管道。同一時間到處盛行的「大家樂」簽賭風潮以及正在醞釀而且隨即爆發於1985年的「十信案」皆導因於民間游資氾濫。到處尋找出口的熱錢繼而在1980年代中期開始助長房地產價格飆漲，終至養出1990年代初的無殼蝸牛運動；而直到今天仍讓老股民們既懷念又心存餘悸的1980年代末股市狂熱則是那個「台灣錢淹腳目」年代的天鵝之歌。眾多黨政高官根本搞不清楚社會實況。
至於人才，作為大英帝國的一部份，香港在金融貿易、大眾文化創作等方面的程度優於台灣。試想：如果徐克、許鞍華、吳宇森因九七陰影而帶著他們的團隊來落腳台灣，且沒犯水土不服的毛病，台灣電影工業在觀念與技術上必然頓時提升，就算無法跟日本平起平坐，至少能穩坐亞洲第二。然而，當時的台灣政府先看到的卻是自家不缺的錢！
國民黨難以吸納人才、常常留不住人才、甚至趕走人才，讓許多優秀的人敬而遠之：這種問題始於老蔣時代，早就寫在該黨的文化基因之中，無藥可救。這是我當年的評斷，且至今未變。
箴言及警語
在中英兩國為香港前途而進行談判的那一段時日裡（1983年7月至1984年9月），台灣政壇發生了一件影響深遠的事：蔣經國於1984年初提名李登輝為副總統候選人。他提名的「候選人」自然而然地在國民大會高票當選。
蔣經國此一決定使眼鏡行突然湧入大批來自政媒兩界的顧客。在震驚之餘，有人編出了一個故事。我當年聽到的版本大概是這樣子：蔣經國囑咐手下就副總統人選一事徵詢美方意見；美國駐台單位接電話的人是個工友；蔣經國的手下沒弄清楚電話的那一頭是誰就愣頭愣腦地提出總統的問題；那個工友當然知道自己無法作答，鄉音頗重的他趕緊說「你等會」，放下電話去找人…蔣經國的手下將「你等會」聽成了「李登輝」，將這個「答案」回報給蔣經國…
李登輝當時並非無名小卒，他畢竟擔任過台北市長與台灣省主席。但是在這條仕途上，他走在林洋港後面，而且人們認為他只是個半路被高層找來管理政務的大學教授，政治前途遠不如能言善道、風趣、有魅力、黨齡遠比他長的林洋港。在重視出身與輩份的國民黨裡面，蔣經國突然開道讓李登輝超車到「老二」的位置、擠下資深的「半山」謝東閔，使黨內人士與各界觀察者全都嚇了一大跳。
驚魂甫定的聰明人們很快地找到解釋：既然要在副總統位置上擺個「本省人」當花瓶，找李登輝這種乖乖牌最適合。往後的歷史證明，這些聰明人又錯了。我承認，我當時也錯了。
「聰明」的人們誤將「乖乖牌」跟「呆頭鵝」劃上等號；然而，錯誤不只有這一個。事實上，蔣經國並不是要換新花瓶，他是在指定接班人。若非如此，思慮縝密且周延的小蔣在健康狀況加速惡化的那段日子裡，必會趕緊撤換那個徹底是個技術官僚的俞國華，讓一個適合繼任總統的人先卡到閣揆的位置，以便來日重演自己在閣揆位置上兼黨主席、等待嚴家淦作滿老蔣任期的那套接班戲碼。反過來看：正因為俞國華只適合演忠臣，所以萬一蔣經國突然過世，這個人不會威脅到李登輝的權威。
另一個有用的觀察面向是1984年時國民黨內的其他重要「本土」人物。如果蔣經國只是要找個會自己走路的人形立牌，而且不要再找「半山」（例如連震東），他手上起碼有前司法院長戴炎輝（1909－1992）以及前行政院副院長且代理過院長的徐慶鐘（1907－1996）；尤其後者，他是蔣經國當行政院長時的副手。這兩個人的「缺點」是太老，年紀跟謝東閔那一批半山差不多。那就往年輕一輩的人去找囉？這些「少年仔」人數更多：政務委員林金生（1916－2001）、行政院副院長邱創煥（1925－）、監察院副院長黃尊秋（1923－2000）、張豐緒（1928－2014），這些人個個比林洋港先爬到部長以上的位置——而李登輝還走在林洋港後面。六選一，為何最「菜」的那個出頭？
表面看來，李登輝能贏這些人的地方就是「兩高」：個子高、學歷高。李登輝的身高其實是缺點，因為站在蔣經國旁邊會使總統顯得更矮。高學歷比較可能是超車的通行證，但應該是附帶的：以學歷取人的作法到頭來會打亂國民黨內的整個排序佈局。再說，受蔣經國重用的孫運璿與俞國華兩位閣揆，一個是大學畢業，一個是碩士：由此可見，小蔣並非迷信博士學歷的人（他自己的學歷也不高啊）。如果只是要找個博士，何不把海德堡大學法學博士、當時擔任大法官已超過十年的嘉義人翁岳生拉上來？既然讓李登輝歷練台北市長、省主席，就是要用這個人，下一步就應該讓他去接內政部長或行政院副院長，何必找這麼一個栽培多年的人來純粹扮演一個象徵性角色？
如果不是「象徵性角色」呢？這才是關鍵問題。只要打破「副總統＝花瓶」之間的等號，一切的怪異之處與難解問題就全部煙消雲散。
國史館在2004年整理出版了李副總統每次面見蔣總統後隨即寫下的備忘筆記，此書佐證了以上的解釋。那一條條筆記在在顯示，當時的李登輝副總統完全不像後來那位純屬備位、「沒有聲音」的李元簇副總統。蔣經國不僅把李登輝當成實際參與政務的副手來用，而且有實無名地讓這個副總統充當元首職務的「見習生」、甚至「實習生」。假如李副總統只是個花瓶，蔣經國不可能在他身上花這麼多力氣。有人會跟花瓶講那麼多話嗎？小蔣可沒瘋。
總結而言，蔣經國的確將李登輝視為接班人來栽培。他只差沒把這個想法明確說出或形諸文字。話說回來，他若早講，必然有人會在蔣經國在世時即開始密謀鬥倒李登輝。這一點是否也在小蔣的算計之中？不無可能。此時的蔣經國在政治鬥爭的世界裡打滾已超過半世紀，曾為特務頭子的他城府之深絕非一般人所能想像的。
小蔣過世後，一小撮自詡為黨國正統的人（亦即當時所謂的「官邸派」或「夫人派」）極力阻止李登輝坐上黨主席的寶座，意圖藉此來扶植「自己人」，等待兩年之後從李登輝的手上「拿回」元首頭銜。這一批人跟他們的盟友扈從們都沒理解蔣經國的用意，而且嚴重低估了小蔣的政治智商。
藉由不次拔擢李登輝到副總統的位置，蔣經國親手拉開了權力結構本土化的第二幕。這一幕的高潮發生在1987年7月27日。蔣經國在當天接見十二名「地方耆宿」，在會談的過程中對他們說出經典台詞：「我已經是台灣人」。從他當時的健康狀況來看，這極可能是他的真心話。當然，不論真心與否，政治人物在政治場合講的話總有政治意義。這個部份才是我們的重點。
在政治上，他以這一句話同時向兩大族群放送不同的訊息。一方面，他想間接告訴在野的反對勢力，別再把他當成外來統治集團的頭頭；更普遍地，他也對世代定居台灣的多數族群溫情喊話，希望讓自己在這些人的心目中不再只是個「勤政愛民」的總統，而且是個可以投射「我群」情感的「自己人」。另一方面，他這句話同時也召喚著「外省人」，暗示他們效法他，在意識上進行「土斷」——以淺白的江湖口吻來講，就是：「連我這個老大都說自己落地生根了，你們就有樣學樣吧，別再想有一天要回去大陸落葉歸根啦」。在向「外省人」推銷「台灣認同」的同時，小蔣已決定開放讓老兵返鄉探親。他開了這扇門，多少也暗示說：不想以此地為新故鄉的人不會繼續被強留。後來，返鄉探親者幾乎都選擇回到台灣。蔣經國來不及看完這一幕，但他早就料到劇情的發展。
既然蔣經國說自己也是台灣人，所以由台灣人李登輝來接任總統的佈局就更顯得順理成章。換言之，這句話也有為李登輝鋪路的用意。最重要的是，一旦國民黨政權的本土化從基層延伸到頂峰，反對勢力就很難繼續打「外來少數統治在地多數」這張王牌。後來，在整個1990年代，民進黨一遇到李登輝就沒輒，更屢屢在國家大政的議題上（如憲改、軍購）乖乖跟他配合，甚至被譏為懷有「李登輝情結」，而且，在1996年大選時，有大量民進黨支持者選擇倒戈投票給國民黨的李主席：追根溯源，這是蔣經國在1984年設下的局。
這個「局」具有重大的正面意義。台灣沒有像很多國家那樣，在獨裁者死亡後淪為族群鬥爭的血腥戰場，這其中固然有諸多因素，但是蔣經國當年那些被少數人嘲笑為「吹台青」、「你等會」的深謀遠慮、細心佈局的確值得被記在功勞簿上。
這個「局」的影響力至今猶存，好的與壞的都有。藉由本土化，蔣經國為國民黨在台灣構築了廣大的社會基礎，使國民黨政權在他死後繼續掌控國家，而且，即使在十二年後丟掉了總統府，依然操控國會，直到今天。若非有這個社會基礎，後蔣時代之初的國民黨政權可能是頭重腳輕，一推就倒。就連現在背叛蔣經國路線的那些人也利用這個社會基礎而取得權力。
在蔣經國的統治下，本土化不僅改變了人事佈局與權力分配的規則，同時也扭轉了政策方向與國家定位。他的施政基本上可歸納為八個字：穩定政權、發展經濟。最初的「反攻大陸」早就已偃旗息鼓，取而代之的「三民主義統一中國」也很快地變成徒具形式的教條八股。因為蔣經國清楚知道自己跟國民黨都已經「回不去了」，所以對那些已不在乎。從行政院走到總統府，他的轉向越來越明顯。到蔣經國過世前夕，還繼續把「統一大業」當真的人只剩中小學生與舊版國策的信徒。
面對海峽對岸，小蔣完全採取守勢，盡力防止自己人掉入對方的統戰圈套。「不接觸、不妥協、不談判」不僅是策略，也是小蔣守勢心態的表述。他那句「我是台灣人」的另一層用意是要為「外省人」在意識中清楚界定出一個新家鄉，因為中共不斷利用鄉愁來進行統戰。當時的黨政軍高層仍以「外省人」為主，其中若有夠多的人落入統戰圈套，1949年的夢魘很可能重演。小蔣接受過高層次的軍事教育，他一定知道，像台灣這種嚴密防守的堅固碉堡，最脆弱的地方在於內部。
1949年以後的「台灣海峽， 一邊一國」是冷戰架構將生米煮成熟飯而造就的客觀事實，但是，中國國民黨政權基於其歷史與意識型態、且為了維持獨裁專制，編出一整套「中華民國」論述來惑人耳目。基本上，這套論述一直到李登輝掌權的前半期都沒改變。但是，藉由人事佈局與政務運作，蔣經國的本土化工程悄悄地、點點滴滴地改變了這個國家的定位、意義與方向，漸漸趨近於「台灣海峽， 一邊一國」的現實，亦即遠離了「中華民國」論述。
蔣經國不可能不知道他的本土化政策等於一種革命。他未大張旗鼓，而且完全沒去改動舊版論述的主要內容。這可能是因為他覺得條件尚未成熟，也有可能因為他自己還沒想清楚如何在這個層次進行改變。就結果來看，他充分利用了國民黨「說一套、做一套」的特性，明修棧道，暗渡陳倉。究其實，李登輝總統時代的「國統綱領」、「國統會」無非是這種計謀的延續。至於陳水扁，大家應該還記得他在2000年講的「四不一沒有」。這條三代相傳的國家路線一直走到2008年才在馬英九的手中被放棄。這是今年選民大反彈的遠因。（看到這個畫面，相信鬼神靈異的人或許會說，連小蔣都不開心）
所以，蔣經國是「隱藏版台獨教父」囉？沒這麼簡單。他在1970年代推動本土化時，主要是為了消融來自社會內部的政治壓力。在過世之前的那幾年，他的「台灣認同」才變得比較明顯，而且這種心緒不像是強到會去主張某種「台灣民族主義」。在這兩端之間，1979年是一個重要的轉折。台美斷交、鄧小平掌權後的柔性統戰、台灣內外的反對勢力勃興等等因素同時逼使他構思出一套新的基本國策，以使台灣與棲居其上的國民黨政權立於不敗之地。
不少人只知道「十大建設」、只記得1980年代的經濟榮景（有些人則是基於政治目的），因而將蔣經國的統治跟「發展經濟」劃上等號。蔣經國可沒這麼淺。他讀過馬克思，知道經濟與政治絕對分不開。經濟發展的果實誰吃？這是個政治問題。台灣經濟再怎麼發達，如果到頭來是被共匪「整碗捧去」呢？如果自己內部社會動亂呢？「本土化」就是蔣經國內防分裂、外阻併吞的策略。他找不到別的活路可走。任何人都找不到。
這是為了因應他自己所講的「時代在變、環境在變」而找出的生存之道，它跟那種自始即以台灣歷史地理為基底的建國理想畢竟有別。然而，兩種意念殊途同歸，因為雙方各自畫出的國家藍圖在現實中高度重疊，而我們到今天依然在其交集之中投票、納稅。一旦從這個層次去理解，我們就不會詫異於何以前新黨立委姚立明會跟前台獨聯盟副主席李應元攜手合作，幫助柯文哲對抗跨海峽政商權貴集團的代表性家族。
「自然獨」並非今日年輕世代的專利：早在三十年前，蔣經國就已莊嚴隆重地悄悄入股，而且不只是入股。假如有一家「自然獨」公司，1984年時掛名董事長的人應該就是流亡海外的彭明敏教授；然而，在言行上都「反台獨」的蔣經國總統當時已變成掌握該公司實權的地下董事長。不論內容或口才，彭教授在競選總統的演講台上展現的震撼力在台灣史上恐怕是前無古人、後無來者，連陳水扁也瞠乎其後；但是他還是敗給李總統，而且輸很多，因為名譽董事長贏不了地下董事長。不論是「李登輝vs.彭明敏」，還是「姚立明＆李應元」，全都在蔣經國設下的局。這不是說蔣經國有多神或多偉大。他「只是」為了現實需要而將國家框架調整到符合現實。但在當時的環境脈絡裡，這個「只是」可不輕鬆容易。歷史往往如此：那一天，牛頓「只是」想解釋樹上的蘋果為什麼不是飛天，而是落地…
從外表觀察，蔣經國的轉向緩慢得令當時的人無從察覺。台灣當局對《中英聯合聲明》的第一個公開反應是：我們是大清帝國的繼承者，所以倫敦應該來跟台北談。明知這是空話，明知根本被人家當空氣，還是要講，不得不講，講過了就好。本店的羊肉爐裡雖然已不再有羊肉，但店門口掛的羊頭是一定要的啦，否則不待外面的人來砸店，裡面的人就已先翻桌。
官方的第二個反應才是真實的。「中共善騙」，這雖是國民黨當時的老生常談，但非講不可。這句話不但講給香港人聽，也講給台灣人聽。煩歸煩，若不講，日子一久還真的會有人忘記：三十年後的今天就是如此，也證明如此。蔣經國的「本土化」跟「三不」互為表裡，總和起來的白話版本就是：「海峽兩岸，你過你的，我過我的，別來煩我，我不理你」。「三不」雖然被李登輝總統調整到幾乎只剩「一不」，但他其實是把蔣經國時代的靜態戰術改為動態戰術，他跟後來的陳水扁畢竟都守住「保持距離，以策安全」的戰略防線。馬英九的最大「貢獻」在於讓許多人恍然大悟：這個戰略原則一旦放棄，損害與危險必接踵而來。
第三個反應是在前兩種的邏輯下所產生的具體對策。既然原來的國族論述沒變，香港人算是某種「自己人」；而既然我們提醒他們不可相信共匪的承諾，在道義上就該準備予以協助。然而，蔣經國既已把國家目標放在自我鞏固，就不會在這上面花太多力氣。他跟李副總統在1984年的歷次會談中只談到兩次香港問題，而且第一次是由李登輝主動提及。從頭閱讀李登輝副總統的筆記，您會很快發現：相較於香港，小蔣顯然對二重疏洪道比較關心。
將這整個脈絡背景釐清後，第四種反應的曖昧唐突之處立刻消失。這個官方反應第四號不像前三號那樣地囉唆反覆，而且是由蔣經國第一個親口說出。在《中英聯合聲明》草案簽署後，蔣經國在國民黨內部中會議表示：
事實上，只有維持國家主權的完整，人民的自由權益才能確保，否則就可能和香港居民一樣，毫無表達意見的機會，自由權益就被斷送在別人的會議桌上。（《聯合報》，1984年9月27日）
這句話裡的「國家」是什麼？誰是「別人」？
按照當時的官方定義，我們的「國家」包含「大陸地區」；可是，「大陸同胞」的「自由權益」在三十幾年前已被「共匪」剝奪，所以，只需要講「反攻大陸」就好，香港的例子在此既無必要，亦不適合。
如果把這個「國家」的範圍縮限到台澎金馬，整句話就顯得通順合理。順此，「別人」就是這個地理範圍以外的人，包括中共；而相對地，「我們」當然就是指這個地理範圍裡面的人。所以，蔣經國在1984年9月講「國家主權」時所界定的範圍跟彭明敏在1964年9月領銜提出的《台灣人民自救宣言》裡的「十餘年來，台灣實際上已成為一個國家」基本上是相同的。
後話
在解嚴之前，《中英聯合聲明》是幾次跟台灣有關的地緣政治變局之中最後發生的一個。台灣官方對此變局的反應再度暴露了官方主權論述的虛幻，但同時也讓我們窺見，蔣經國的主權立場的確已有了新的版本。
這個「新」版本其實只是追認一個成形於三十五年前的政治事實、一個在二十年前已由彭明敏清楚表達的政治主張。但此時，這是一個不能說、只能做的秘密。蔣經國的確利用了生命的最後幾年來著手進行這個秘密計劃。
從1986年開始，速度與強度超過小蔣預期的民主化浪潮沖刷舊的內部權力結構，使這個「新」版本漸漸浮上檯面。在蔣經國所安排的接班人手中，小蔣版與反對勢力的類似版本互相整合。最後，在這個化暗為明的立場上，1996年的總統大選標示了國家新政治構造的初步完成。這個主權國家架構在2008年以後飽受侵蝕破壞，致使一批二、三十歲的年輕人在今年佔領國會，挺身捍衛蔣經國在三十年前講過的「只有維持國家主權的完整，人民的自由權益才能確保」。這些年輕人從未聽過或讀過蔣經國所講的這句話，但是他們跟小蔣所講的一樣，拒絕「自由權益被斷送在別人的會議桌上」。在太陽花學運退場之後不久，香港爆發了「雨傘革命」。對於那些勇敢的香港人，蔣經國的影響力幾乎是零；但他們所對抗的正是讓自己「毫無表達意見的機會」的政治結構。
我的意思並不是說，蔣經國是先知。他「只是」正視了政治原理與政治現實。再一次地，「只是」。
可想而知，假如蔣經國仍然在世，他對於香港雨傘革命的聲援力道絕對遠遠超過馬英九總統先生那種似有可無的表示。他還會有什麼別的對策？這就要去請教幸好依然健在的李登輝，或去詢問不幸命在旦夕的陳水扁。這兩位才是蔣經國國家路線決定版的正宗傳人。
- 李登輝（筆記），國史館李登輝口述歷史小組（編註），《見證台灣：蔣經國總統與我》，台北，允晨文化，200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