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eute dagegen werden wir sagen müssen: Staat ist diejenige menschliche Gemeinschaft, welche innerhalb eines bestimmten Gebietes – dies: das »Gebiet« gehört zum Merkmal – das Monopol legitimer physischer Gewaltsamkeit für sich (mit Erfolg) beansprucht.
Today, however, we have to say that a state is a human community that (successfully) claims the monopoly of the legitimate use of physical violence within a given territory – note that ‘territory’ is one of the characteristics of the state.
Max Weber, 1919
理蕃事業到此即為最終良果。永久不忘。
《臺灣日日新報》，1915年1月15日
一百年前被視為應該「永久不忘」的大事在今天好像沒什麼人注意。
這件事造就了一個政治地理結構，而若沒有這個結構，2014年11月底的縣市長選舉結果的地圖或許是這樣：
當然，這是半開玩笑的：歷史是眾多變數造成的，畢竟不能以「假如」去推想。這張圖只是為了突顯：現在台灣全島皆由同一個政權統治的現實構造是晚近某個歷史過程所造成的。此處所謂的「晚近」是相對於台灣數千年的歷史。
遺世獨立的海島，原住民部落組成的拼圖
關於四百年之前的台灣歷史，我們所知的極其有限。但我們幾乎可以確言：自台灣有人居住以來，這個島嶼在絕大部份的時間內並不是由單一政權管轄。
沒有任何證據能告訴我們說，台灣原住民曾經組成全島性的政治構造。而且，從原住民的技術能力（含資訊傳遞的方法）、人口組成、經濟型態與世界觀（含政治觀念）等方面來看，他們極難在本島錯綜複雜的地理環境中創造出這種政治構造。
最有名的「大肚王國」位於中彰投地域。它形成於特定的地理空間之中，那種「部落共主」式的鬆散結構限制了其擴張能力。即使有某位「大肚王」夢想征服世界（台灣）而建立一支強大軍隊，這位台灣版成吉思汗也不太可能在有生之年完成這個計劃，甚至他的孫子都未必能夠達成祖父遺志。我們等一下會看到，這是多麼困難的一件事。
難以達成並不等於「絕不可能」。假如台灣遺世獨立的狀態持續到今天，亦即讓原住民多擁有四個世紀，繼續獨享這個空間，那麼，來日首批上岸的外來者可能會被「台灣聯合王國」的軍警逮捕——喔，不對，國名或許不是台灣，且絕不會是福爾摩沙，而是以某種原住民語命名，這個假設中的國名或許意指「神寵之地」或…「海中樂土」等等。可是，您是知道的：這種事絕不可能發生，因為接連來到的殖民者改變了一切。
荷蘭殖民地：紅毛番的嘉南平原
從現在算起的九年後，亦即在2024年，我們應該會記得為荷蘭人在台建立殖民地舉辦紀念活動吧？距今390年前，他們從「低地國」來到日本人所謂的「高山國」，在當年還是個海灣的台南市安平區落腳，以此地為中心據點，向內陸擴張勢力範圍。彼時的荷蘭是最先進的國家之一，在來到台灣之前，他們已經發明了顯微鏡與望遠鏡。雖擁有種種技術優勢，荷蘭人在台的三十八年期間內並未佔領全島。
寬鬆而言，荷蘭人勢力所及的範圍圍繞著島嶼中央的山區，在平地勉強構成一個環狀。在這個其實是斷斷續續的環狀地帶，他們最有效的控制範圍頂多僅止於濁水溪到高屏溪的平原，另外還有從西班牙人手中奪得的雞籠、淡水兩個要塞地及其周邊；其它的地方則只能算是被他們間接統治（請參閱中研院台史所的「部落集會區」地圖）。山區則幾乎百分之百是原住民的天下，因為一進入山林作戰，荷蘭人的武器優勢頓失，處境比三百年後在越南叢林中的美國大兵更悽慘。
荷蘭在台灣建立殖民地之首要目的是在這個島嶼擁有據點，便利荷蘭東印度公司跟中、日貿易往來。土地的擁有是由此而衍生出來的次要事項，所以他們部署在台灣的部隊相當有限。其兵力盤據一方有餘，但絕對不夠他們持續地投入於征服與佔領。曾在台灣北海岸建立兩個要塞的西班牙人也一樣。由於兵員人數不足且缺乏來自菲律賓的奧援，西班牙軍隊在荷蘭大舉進犯時，寡不敵眾，無奈地讓出雞籠、淡水。幾年之後，這個故事的加強版在南台灣的荷蘭基地上演。
由於平常沒在平原上廣佈守軍，荷蘭人在熱蘭遮城（Zeelandia）遭鄭成功軍隊包圍時只能指望爪哇島上的巴達維亞（Batavia）派兵遣艦來解救苦難同胞，完全沒有陸上的後援部隊來對鄭軍進行反包圍。僅從這場戰役就可看出，荷蘭人在嘉南平原上僅以機動方式維繫其霸權。
鄭氏三代：嘉南平原上的短命小霸王
趕走「紅毛番」的鄭成功當然不是來替西班牙人報仇，但也不是來「收復」台灣。「收復」兩字在此絕對是昧於事實或故意歪曲歷史的產物。事實上，漢人未曾統治過這個地方（何況，鄭成功的母親是日本人）。當時有資格說「收復」失土的人只有原住民。講難聽一點，「國姓爺」是「跑路」來這裡的。雖然鄭成功仍掌握廈門，但是情勢對他愈來愈不利，他因而打算為自己創造出一個「大後方」。
鄭氏三代從未統治過整個台灣。鄭成功在奪下荷蘭領土的四個月之後突然發狂，旋即去世。鄭經之軍事才能遠遜其父，而且還在三藩之亂期間親自跨海回福建領導作戰，多少耗掉可供在台灣擴張的能量。鄭氏三代在台灣的統治前後僅二十一年，其實際掌控的範圍相當有限。相較於荷蘭人，他們最主要的軍事突破是侵略大肚王國。雖曾向北用兵，東寧王國主要的統治區域僅限於台南至高雄北部的沿海地帶，亦即他們所設置的「一府二縣」：
圖四：疊圖為〈明鄭時期臺灣行政疆域圖〉，引用自：CC 中央研究院，《臺灣歷史文化地圖系統》第一版，（台北，中央研究院，2003年9月）。黃色部份為慕容理深所加。
在這個區域以外，鄭氏王國向南、向北各設置了一些軍隊屯墾區。這些點狀分布的據點最北在現今的嘉義縣鹿草鄉，最南到高雄後勁、仁武一帶，最東到台南市山上區。全部加起來，真正在鄭氏王國手上的土地面積不見得比現在的台南市大到哪裡去。
清帝國領域：歷時兩百三十年仍未完成的環形
清帝國之所以要消滅鄭氏王朝，本是為了防止他們再度跨海來「反清復明」，並非要取得其土地，因為台灣「自古不屬中國」（《大清世宗憲皇帝實錄‧卷十》）、「僅彈丸之地，得之無所加、不得無所損」（康熙皇帝語，見《大清聖祖仁皇帝實錄‧卷一百十二》）。康熙皇帝最後採納施琅等人的建議，繼續佔領鄭氏王國的領土，同時嚴限人民渡海到臺灣，以免「奸宄之徒竄匿其中」。用現代白話講，要防止這個地方又變成「反攻大陸」的基地，所以要阻止漢人來到這個天高皇帝遠的鬼地方。
由於這種邊防為主的守勢心態，清帝國在台灣長期未積極派遣軍隊去開疆拓土。讓原住民繼續保有他們的地盤：這種態勢有利於清帝國的戰略佈局，因為可以抑遏漢人在此地的發展。稍微更仔細一點講：清帝國在台的統治長期地操弄利用漢人、「熟番」、「生番」之間的矛盾（詳見柯志明的《番頭家》）。使各族群互相牽制、彼此相殘，這樣一來，帝國就不必維持大量的軍隊在這個邊境地帶防堵反清勢力。
不過，從最初的設官治理到最後的割讓撤守，在長達212年的期間內，清帝國在台灣的領地還是擴大了好幾倍。朝廷雖長期維持最初的「渡臺禁令」，但既然「上有政策、下有對策」一直是中華文化的優良傳統，閩南、粵東乃就近利用移民台灣來舒緩日益增加的人口壓力。在一波波移民的巧取豪奪下，原住民的土地變成漢人的財產。另一方面，面對日漸強勢的漢人族群，部份原住民改變族群認同，變成了漢人。關於這個複雜過程，以上僅作簡單描述。在此，我們的重點還是放在族群領域的主要變遷。
柯志明之巨著《番頭家》附有一張超精細的乾隆十五年、二十五年（1760）番界地圖。藉由該圖，我們可以作個今昔對照：在鄭氏王國滅亡七十五年後，現今的台北市已變成漢人的天下，但是如今以放天燈著稱的平溪依然屬於原住民的地盤；從平溪往西南走，石碇、新店、三峽、大溪、龍潭，乃至於楊梅與湖口兩區的南部，也全在「番界」的另一邊。由桃園稍向南行：新竹科學工業園區、清大、交大之所在地當時也都屬於「番人」的世界。再往南走：今天的苗栗市東界幾乎就是當年的「番界」；公館、銅鑼、三義也都還在原住民的掌控之中，三分之二的通霄也是。西部的原住民地域已經完全不臨海，最接近海岸的地方就在通霄。
到了十九世紀初，漢人已進佔蘭陽平原。從蘭陽平原經台北盆地，一路沿著中央山脈西麓南下至屏東平原，全部都是漢人的天下。在這個拓展的過程中，清帝國官員跟在移民後面，漸次地把統治區域擴至漢人居民夠多的地方（先皇有交代：不能出現第二個鄭成功）。這個規模一直維持到光緒皇帝即位前夕的1874年。
接手鄭氏王國的領土後，經過了191年，清帝國只統治了半個台灣。
地勢天險使原住民得以守住這個島嶼的半壁江山。對於以務農為主的漢人而言，中央山區的經濟價值甚低（當時沒人想到要種高山水果或高冷蔬菜，而且就算種了，也很難搬運下來平地）。而且，對於漢人而言，那些屬於「生番」的山區是個危險的世界。擅闖其中，無異於讓自己變成人家的活靶（不少原住民因狩獵的訓練與工具而具有相當程度的自衛能力）。硬搶已行不通，軟招也難施展：歷經幾個世代的來往交涉，跟漢人有接觸的原住民早就看穿漢人的「步數」。此外，漢人自己內部械鬥頻仍，閩vs.客、漳vs.泉、這庄vs.那庄…講得誇張些：任何人群區別界線都可能被用來揪團組隊，任何藉口理由都可能引爆集體火拼。相較之下，我覺得拓荒時期的美國西部可謂一片祥和。漢人的內鬥給了原住民一些喘息的時間。
另一方面，隨著生存空間遭外力壓縮，許多原住民社群展開遷徙，爭搶其他部落的傳統領域，而歷經百多年的爭鬥而存活的群體大多是強中之強。械鬥雖使漢人武藝精進，但那一點拳腳刀劍功夫還不足以讓他們任意挑戰山中的「兇番」。
因此，漢人的擴張遇到瓶頸，頂多只能零星地進入恆春半島西側與蘇澳以南的東部，而清帝國的疆界在1810-1874年期間也就未進一步明顯東移。將1874年的帝國邊界放到台灣的地形圖上，我們可以更清楚地看到這個由地理空間所造成的政治現實：
十九世紀出版於歐美的地圖有少數標示出這條界線，例如於1892年在巴黎出版的一本地圖集：
在圖七中，縱貫台灣的虛線大致跟我們剛才看到的1874年帝國邊界相同。不過，西方人的資訊更新的速度還相當慢。清帝國其實已於1875年開始擴大島上統治區域，在阿嘉的海角家鄉設置恆春廳，並在恆春與蘇澳之間設卑南廳來掌管「理番」事務。跟前幾次不同的是，此舉並非為了因應漢人領域的擴張，而是因為發生在恆春半島的「牡丹社事件」使清廷擔憂外國勢力以後可能藉機進駐這些「化外之地」。
新設的行政區域是沈葆禎「開山撫番」政策的體制配套，目的在於打通花東縱谷，藉以控制蘇澳至恆春的東岸。很多台灣人在中學時只讀到簡略到不能再簡略的「開山撫番」，而歷史老師也未必講述其內容與結果（現在的老師平均素質較高，有些人可能會講得仔細些）。單看這個名詞，人們會誤以為這個政策使得「山區」全部開發、「番人」悉數歸順。真實情況並非如此。
最顯著的事實：因沈葆禎新政而開闢的八條東西向越嶺道路有些才用了兩、三年就報廢，有些甚至只用了幾個月。主因不是偷工減料，而是截殺命案造成的恐懼。無法在沿線達成面的控制，路就不通；路不通，官兵就難以前進控制：惡性循環下，許多條新闢的道路就被大自然逐漸吞噬（當時建造的當然不是鋼筋水泥與柏油路面）。開山撫番並非沒有成果，但僅從道路經營，我們就可瞥見其限制。
「開山撫番」開始於1870年代中期，配套措施之一是開放移民、移民實邊，因此終於解除海禁與山禁（1875）。鴉片戰爭後，歷經三十多年，清廷終於完全理解：不論東洋西洋，洋鬼子比鄭成功可怕千百倍。被降級為C咖的鄭成功不再被清廷視為具有毒性，於是被資源回收，用來製作疫苗：延平郡王祠正是在這個時候興建的。
移民實邊的效果如何？1905年，日本政府進行「第一次臨時臺灣戶口調查」；調查資料顯示，在當時的臺東廳（今天的花蓮縣南端與台東縣境內，從花東縱谷至海岸所形成狹長地帶，不含西側的山區），漢人總數僅接近六千五百，是當地原住民人數的六分之一（山區「蕃地」應未列入統計）；以全島比例而言，台灣每一萬名漢人之中，只有十五人居住於臺東廳的狹長地境。在清帝國統治末期，此地的漢人想必更稀少。就清帝國統治末期的情況來看，當時此地的漢人想必更稀少。由此可見，「開山撫番」最後頂多在花東縱谷沿線建立了一些點狀分布的軍事據點與漢人聚落，而不是西部平原上的那種穩穩當當的全面統治。
根據中央研究院台灣歷史研究所的考證，從1875年到1894年，清帝國在台灣島設官治理的區域形成一個有缺口的環狀。下圖中的「臺東直隸州」西界與現今花、東縣界幾乎重疊。對於這一點，我有點懷疑，因為某些前人資料值得商榷。例如編於1889至1895年間的《臺灣地輿全圖》，此書如此描述預定作為臺東直隸州州城的水尾（今之花蓮瑞穗）：
東至沿海之獅球山港民站二百十五里，南至恆春縣城三百七十里，西至秀姑巒生番地界五十餘里，北至宜蘭縣交界之蘇澳三百一十里．
若按照「西至秀姑巒生番地界五十餘里」計算，臺東直隸州西界的確是碰觸到今天的花蓮縣西界。可是，所謂的「東至沿海之獅球山港民站二百十五里」實在很怪異。獅球山應為現今秀姑巒溪口的獅球嶼，該地到瑞穗中央（大約在火車站）不過十三公里之遙，絕對不可能是「二百十五里」。這段描述中的南北向距離大致沒問題，但東西向的資料宜被打上個問號。
由於未進一步探究，個人還是以台史所的研究結果為準。畢竟，他們下的功夫遠比我多。不過，我傾向於認為，清帝國在花、東實際控制的部份可能比較接近日本人在1909年設置的花蓮港廳與臺東廳之範圍：
不論就實際掌控範圍或就紙面上的行政區域而言，清帝國在簽訂馬關條約時並未統治整個台灣，而清廷竟在該條約中將「臺灣全島」「永遠讓與日本」。
二十年抗戰與台灣全島一統格局的初步完成
日本軍隊在1895年登陸台灣後，首先遭遇到的是漢人之抵抗（此處的「漢人」其實有很多是平埔族的後代）。從北到南，這些「竹竿湊菜刀」的義勇軍當然不敵現代化的武士。好歹，直到1902年8月，亦即歷經整整七年的時間，日本人才擺平了西部平地丘陵地區的武裝反抗。小小的台灣西部，就打了七年抗戰：當時的台灣人雖然「輸人」，但可沒「輸陣」。
此後，尤其在1907至1915年間，還陸續發生了十餘起漢人反撲事件，但這些皆是局部性、小規模的，而且都被迅速敉平。其中最有名的是在1915年未起事即遭追捕的西來庵事件。雖涉事者共三百人、而且餘黨負隅頑抗歷時一年，但這個由「皇帝」余清芳為首的「台灣大明慈悲國」畢竟成不了氣候。時代已經變了：在世紀初，台灣開始有人遠赴日本本土就學，而這個趨勢在1907年左右已開始加速。台灣第一代的現代知識份子已經誕生。具有現代觀念的反抗運動已在無心插花的情況下埋好了種子——追根溯源，去年的「太陽花」是一百年前就已被預約的產物，其綻放是遲早的事，只待條件適合，一如前個世代的「野百合」。
在敉平漢人武裝反抗後，日本統治者將目光轉向原住民的領域。總督府於1904年4月召開「第一屆蕃務會議」，準備處理「蕃地問題」，正式拉開了原住民命運悲劇的第四幕。
如圖一所示，世紀初的日本殖民政府在西部的統治範圍僅止於「隘勇線」。當時的這條界線大致等於1874年的清帝國邊界（圖五）。日本勢力雖已延伸到花東縱谷，但離全面控制原住民傳統領域的目標還很遠。不同於前幾個殖民政權，日本自始即打定主意，要把整個台灣納入管轄範圍，就像日本本土的四大島那樣。
招降最是省成本，但名義上的投降並不夠，還要對方繳械才行。日本當時已採現代國家模式，這種國家要把控制力直接延伸到每一個人，絕對排除任何武裝組織的中間代理。但如何讓那些從未屈服於任何國家權力的原住民部落投降，並說服他們乖乖交出武器？既然這難如登天，武力征服於是成了不二選項。日俄戰爭結束半年之後，首任東京衛戍總督佐久間左馬太奉派至台灣，接替兒玉源太郎的位置（1906年4月）。征服原住民的軍事行動轉趨積極。
在軍事上，如果說漢人最讓日軍頭痛的地方在於「量」，「質」就是原住民令侵略者投鼠忌器之所在。台灣原住民族盛產體格健壯、身手矯捷之人，而當時仍存在的部落又多是歷經「物競天擇」、驍勇善戰的勝利組。他們不但擁有槍枝，且據守複雜險峻的山區。征服？談何容易。
當然，日軍也不是省油的燈。他們當時已是全亞洲第一強，不但在十年之間打敗過清、俄兩大帝國，其背後還有欣欣向榮的工業持續地提供後勤支撐。當時尚未有坦克、飛機、毒氣，但光是火砲就夠讓日本人穩佔上風。不過，原住民有個看不見的幫手：細菌。日本人登陸台灣以來，戰死的恐怕沒病死的多。日本人要適應環境，還有一段很長的路要走。總之，雙方交鋒絕對是硬碰硬。莫怪乎這整場戰爭陸陸續續進行到佐久間總督在位的最後一年（1915）。
整體而言，日軍畢竟處於優勢地位。這不必我多言。在那一波波經過縝密計劃的軍事行動中，以發生於1914年5月的太魯閣戰役最為著稱。「太魯閣蕃」擁有三千多名戰士，算是當時首屈一指的原住民強權。為了戰勝這股勢力，總督府花了一年以上的時間作調查、後勤補給等方面的準備。當時年已七十的總督更親自到花蓮督軍指揮：由此可見當局對這場戰役的重視。這場歷時兩個月的慘烈戰役於8月下旬結束；8月28日，台灣神社舉行「蕃地平定奉告祭」。
這場關鍵戰役結束，佐久間的「五年理蕃事業」隨之進入尾聲。此後，殖民政府繼續把一些隘勇線向內陸推進，並派遣小規模部隊到各部落去沒收槍械。翌年一月中旬，只剩下枋山枋寮與恆春地區還在進行收繳槍械的任務。除了枋山枋寮地區的「利基社」，大部份的「生蕃」村社已經順服；由於槍枝實在有夠多，還需要幾天的時間才能完成作業。《臺灣日日新報》在1915年1月15日報導此事時預告了「理蕃事業到此即為最終良果」。五天後，亦即1月20日，民政長官內田嘉吉公佈「佐久間總督の五年計劃理蕃事業終了に際 しての訓示」，宣告多年來的軍事行動至此終結。同年7月，新上任的總督安東貞美將設置於1909年、具有軍事性質的「蕃務本署」廢除，使原住民事務回歸常態的警察單位。
歷史的分期很難一刀兩斷。即使是官方敲鑼打鼓地宣告結束的事情，也會像關不緊的水龍頭一樣地滴滴答答，甚至還會出現絕地復活。
就在1915年2月下旬，花蓮有幾位不滿獵槍遭沒收的布農族人起而反抗，攻擊日警。這一群反抗者攜家帶眷，一行260多人展開逃亡，最後翻越中央山脈，逃至位於高雄市桃源區的玉穗山南稜。當地地勢險峻、對外完全隔絕，日軍根本無法進入，總督只能乾瞪眼。另一方面，自此成立的「玉穗社」守著這個「世外桃源」，不再去挑釁統治者。雙方乃不再有任何衝突，就這樣過了十八年。1933年，在主客觀條件變遷下，玉穗社終於決定歸順當局。
在玉穗社歸順前不久，發生了霧社事件（1930）。不論就規模或結局而言，那場悲劇都跟玉穗社的故事完全相反。的確如許多人所說的那樣，「玉穗社」是最後降服的原住民部落；但他們跟霧社的賽德克人一樣，都是先已歸順，後來才起而反抗。兩群人都攻擊警察派出所（駐在所），先發制人，並藉此取得槍械，恢復自己的武裝——他們早先都繳出了槍械。
回到我們的1910年代：在許多原住民部落領域外圍，隘勇線依舊存在。殖民政府繼續維持著那些通電的鐵絲網，或把其中一些更往內陸推移，藉以防範「兇蕃」的危害。不過，整體而言，這些橫向隔絕的隘勇線陸陸續續被直通原住民部落的新建道路取代，而撤除隘勇線後的「蕃地」也逐漸劃歸一般行政區。1920年，總督府調整全台灣的地方行政體制，重劃後的「五州二廳」涵蓋了整個島嶼。
雖然收編原住民的工作在1933年才大功告成，但是總督府已於1915年1月在台灣島上消除了所有非國家編制內的武力組織，不再需要調兵遣將去征服未取得的領土。此後的動用軍警都是為了敉平內部的反叛，而非對付外部的武裝勢力。所以，在一百年前的今天，台灣島首度完全由單一政權統治。其後，除了局部（玉穗社）或短暫（霧社事件、二二八起義）這幾個極少數例外，這個局面一直維持到今天。
原住民，三個世紀的抵抗
如果沒有這個政治結構呢？現在透過快遞，花蓮玉里的水果在幾小時內可以「產地直送」而到達台中大里。假如台灣現在的政治地理界線跟兩百年前相同，這一趟運送勢必通過海關，而且很可能不只通關一次。而如果政治地理界線從乾隆二十五年（1760）以來都沒變動過，情形有時還更複雜：例如，「番界」貫穿現在的台中大里區，當地的「公教街」居民位處「番地」，所以收到的水果可能還要多過一次海關。如此一來，「水果不甜，包換」的廣告詞恐怕要改成「水果不爛，包換」。
在我們的頭腦中，這些情形頗難想像，因為我們出生以來即生活在現今的政治地理結構之中。
即使人人都同意這個結構對台灣人有益，但是當我們回顧1915年1月的這一件大事時，仍不宜說「慶祝」，而只能說「紀念」，因為在這個結構的形塑過程中，原住民被迫放棄其武力、領土與政治獨立地位。由於失去這一切，他們從這個島嶼的主人變成台灣最弱勢的族群。
儘管被征服，原住民沒什麼好汗顏的。前後四波的殖民者在登陸時都是威風八面的軍事強權，而且技術水準均遠在原住民之上，但是這個面積3.6萬平方公里的島嶼竟然過了將近三個世紀才被完全征服。地球上還真的蠻難找得到這麼堅韌的抵抗者。
誠然，這其中有某些因素無關乎原住民的厲害與否，例如台灣島的複雜地理環境以及侵略者本身的歷史限制。但是，即使依恃著曠世無雙的天險，即使來犯者是心存猶豫的敵人，自己若無足夠的意志與實力，也有可能在短短時間內就豎起白旗。實例不必往太遠的地方去找，僅看位於台南的熱蘭遮城就夠了：面對志在必得的鄭成功與二萬五千人的圍城部隊，荷蘭的兩千守軍苦撐了十個月才開城投降；輪到鄭成功的孫子守這個地方時，清軍尚在澎湖，不敢貿然前進，而且其人數比東寧王國這邊的部隊還少一萬多人，但是東寧王國的權力核心卻迅速決定派人去澎湖乞降，向清朝皇帝俯首稱臣（當時稱「臣」，現在稱「先生」即可）。
紀念及其意義
馬先生所領導的政府今年為了紀念中國對日抗戰「勝利」七十週年而編列了一億元預算。在中央政府債臺高築、逼近舉債上限的今天，這真是莫名其妙、倒行逆施。
若要辦紀念，整整一百年前的「台灣全島一統格局初成」是今年最值得紀念的事件之一。對於台灣人（包含1945年之前與之後成為台灣人的每一位）而言，這個格局日復一日地在根本處決定著現實生活中的許多事物，並且界定了當今政府的主要統治範圍。政府完全沒有人想到這個一百週年，這也就罷了，但他們竟還投注大筆金錢去紀念七十年前發生在海峽彼岸的事件。這些人的頭到底長在什麼地方？！裡面到底裝的是什麼？
今年度的政府機關預算在去年就已編列，想必其中沒有任何一毛錢是要用於紀念「全島一統之初成」（何況這是完成於「日本鬼子」的手中）。不過，就算是要舉辦活動來紀念這件事，我照樣反對動用一億台幣，而且連一千萬都嫌過多。利用學院場地來辦場研討會、出本書：這樣就夠了。任何紀念活動，只要預算編得越多，就會產生越多形式化的東西來掏空活動的意義以及…國庫。這個國家燒錢空轉的蠢事實在有夠多，不該火上添油，且應全面檢討。
由於無人聞問，我特地寫這篇長文。我的書寫與您的閱讀（或加上回應）：這第一次的「滿百」就以這種「野生」方式來紀念吧。既然「紀念」之最基本要素是心智活動，反璞歸真也不錯。順便也藉此丟個瓶中信給一百年後的台灣人。
這個「百年紀念」亦是紀念「台灣人對日抗戰結束」。雖然結局是失敗，但是那個世代的人畢竟抵抗了將近二十年，雖敗猶榮。特就原住民而言，「雖敗猶榮」是雙重的：前後延續近三世紀的抵抗至此一併暫時劃下句點。所以，這個百年紀念同時是一種雙重致敬：既是向那些在1895-1915年間冒死保衛家鄉的人們致敬，同時更是向N個世代的英勇原住民致敬。
「致敬」應該只是個起點，因為（這段）歷史並未結束。一百年前，共領有半個台灣的眾多原住民部落在十幾年之內相繼喪失其主權地位，全部被驟然拉進一個遠比其部落廣大且強勢的政經格局。於今猶存的各種「原住民問題」大多在當時即已種下了遠因。歷史強將他們納入一個不平等的族群關係結構，同時創造了涵蓋此構造的全島政治空間結構。是以，所謂的「原住民問題」不能只被視為經濟社會問題，而必須同時被列為政治問題。
雖然始作俑者是前人，國家的主人們既然擁有這個以剝奪原住民主權而造就的完整空間，就必須相對地概括承受相關的道德責任。很多出現在「社會新聞版」的原住民故事一旦被置入這個歷史視野之中，我們就不難發現：深藏其中的是不容我們迴避的政治問題。同樣地，在這個視野中，義助弱勢原住民的愛心（對「偏鄉」的捐助有相當大的比例屬於此類）也多了一層歷史意義。
這個「歷史意義」看似非屬必要，但是其實深深涉及「我是誰」的基本問題。每一個人都置身於歷史的縱深、且不免橫向地連結到社會關係脈絡，而這個脈絡的基本結構又是形成於歷史之中。「我思故我在」（je pense, donc je suis）：去除思考等於自我作廢；去脈絡化地思考「我是誰」，這無異於把自己丟入外太空之中。紀念也好，捐助也好，全離不開人類這個最基本的心智活動：這種無形的活動決定著那些有形的行動之豐富/貧乏程度。
紀念台灣全島一統格局之初成，這不免會引導我們去回顧這個島嶼及其住民的歷史、認識這個歷史過程如何改造人文地理空間、從而更深入瞭解我們身處的環境與社會。迥異於那些已閉鎖於遙遠時空中的人事物，這些是活生生的，並且緊緊地跟我們的現在與未來纏繞在一起。
是為誌。是為誌念。
- 柯志明，《番頭家：清代臺灣族群政治與熟番地權》，台北市: 中央研究院社會學研究所，2001。
- 鄭安晞，《日治時期蕃地隘勇線的推進與變遷（1895-1920）》，博士論文，台北，政治大學民族學系，2011。
這篇這樣寫問題還蠻多的。首先是日本殖民之前本來就沒有所謂「行政區劃等同於國家統治範圍」的概念，因為中國在1900年新政之前都沒有所謂基層地方組織，換言之他只是畫個區域在這地方收到足夠的稅(其實所謂稅也極低，象徵大於實質)即可。依這標準的話，清朝的逃稅之嚴重，還有到處民變，以及某些家族實際上駕馭地方行政的體制(竹塹林家 霧峰林家 板橋林家)根本就算不上是他所謂的統治概念。反之，對於隘勇線之內(隘勇線的目的是為了「禁制漢人過去」，這也是象徵性的統治)，對番人一樣會依需求來要求納貢，這也不依定要劃行政區設官府，屏東排灣族幾個部「酋邦」都是這樣啊。
其次，硬要把山地區劃進來說「這裡沒管到就不叫統制台灣」這幾乎和實務脫節。台灣一些零碎的山區谷地(如南橫地帶)因為交通困難，就算到1990年代能不能算被國家統治都是個問題，但還是被劃進行政區啊！如果地圖區劃就能當國家統治的範疇，那釣魚台也是台灣神聖不可分割的一部分了。
東部和山區地方很多地方除了日本時期的蕃族政策外，往往是因為開港 林業、樟腦、開礦、觀光等因素才真的有實質意義的統治(包含收稅和設立管理機構)。這使能不能統治有時不是時期問題，而是政權的利益所向。如荷蘭時代為了掏金，在台東平原建立的部落長老會議也連辦了五年，有40多個部落參與，荷蘭人也能藉此傳達命令和動員部落。這不算統治，那甚麼叫統治？
最後，這篇所持「線性進步史觀」很明顯是自己過度的腦補。日本時期的東部漢人統計只能代表當下，不能得到過去比較少的結論。尤其在清代統治時期，像大庄事件這種大規模暴動，對地方民庄打擊都很大，這也顯示在當時劉銘傳土地丈量清冊的台東州部分的資料大不足，還有在日本戶口來之前，東部所謂漢人番人的界線也非常模糊，因為漢番緊張關係沒西部嚴重，不但通婚普遍，因為各種需要，進行漢轉番或番轉漢也很常見。這些沒考量進去，去談東部和人有多少也只流於刻板印象罷了。
畫地圖是民族主義常做的事情，但如果只是根據地圖和邊界去談「台灣有沒有統一」，不把人群放進來看，那也只能看地圖治國，對台灣各地方的差異更不尊重罷了。
感謝您如此費心評論拙文。
所謂的「問題」幾乎都來自我們彼此的思考方式不同。
「畫地圖是民族主義常做的事情」，可是，畫地圖的人不盡然都是為了民族主義，例如為了水利工程、環境保護等等；政治史研究者的地圖也未必如此，或者應該說「不可以」，因為學術研究不應基於政治意識型態（至少在學術院內）。這世上大概沒有民族主義者會喜歡Eric Hobsbawm的名著 Nations and Nationalism Since 1780: Programme, Myth, Reality；該書只有兩百頁，裡面就有三張地圖。
有些國家的民族主義者不愛畫地圖。在彼此已無領土邊界爭議的那幾個歐洲國家，我們很容易找到這一種人。二十多年來，我觀察到的法國極右份子總是強調「人群」。他們跟許多歐洲國家的極右一樣，都把重心放在排斥外國來的移民。民族主義可以放下地圖，但絕對會強調「人群」。這一點都不奇怪：「nationalism」一字來自拉丁文動詞nāscī（出生）。當然，沒有人會看到別人講「人群」，就把人家視為「民族主義者」。這裡面是個簡單的邏輯規則。
我這篇講的是國家（state）控制範圍在特定空間中的變化。國家看地理空間的方式絕對不同於石油公司：國家必會涉及人與人群。拙文多次談到各式各樣的「人群」，而這是必然的。所以「不把人群放進來看」應該與本文無關。「看地圖治國」也與我無關，因為敝人從未任職於中央政府，迄今亦無如此念頭。
至於「對台灣各地方的差異更不尊重」一語，我實在不知從何而來。本文比較像是炭筆畫出的速寫，它自始即如此設定。我不是在寫一部鉅細靡遺的史書，也不是在寫關於台灣的百科全書。任何一項知識工作在起步時都會劃定範圍、設定尺度（scale）、選擇研究對象，這些都是取捨。要藉助衛星空拍照片、要進行挨家挨戶式的訪談、或要動用電子顯微鏡，這些全視研究者所提出的問題而定。廣則不細，細則不廣，難以得兼。「台灣各地方的差異」並非本文要處理的主題，而是在某種程度上該納入考量的層次。既然「生也有涯，而知也無涯」，我不可能盡知台灣各地的一切，只能憑藉我所掌握到的知識。所以，不足是必然的，錯誤總是可能的。這樣算是「不尊重」「各地方的差異」？若此為真，則我不尊重緬甸、挪威、辛巴威等等等等，而且也不尊重我的鄰居。
回過頭來談地圖。地圖在本文的範圍中可分為兩種，一是參考資料，一是作為視覺化的輔助說明。由於種種因素，參考資料不可能全部貼上來，而事實上只貼出來幾十分之一。在參考地圖時，我可沒掉入「地圖區劃就能當國家統治的範疇」的陷阱。正因如此，我才會特別指出Charles Lacoste的那一張地圖的侷限。我如果那麼天真，就會直接採用我曾在另一篇文章中提到的《增訂廣輿記‧廣輿總圖》（蔡方炳，1686），而直接推論出康熙皇帝掌管整個台灣。
在以地圖作為視覺化的輔助說明時，我幾乎皆採用偏小比例尺、偏低的解析度，因為在本文的架構下，呈現全區概況即可。而且，這樣可以避免掉入細節。精細處理需要耗很大的時間與功夫，而且對本文而言非屬必要。另一個重要原因是:「前現代國家」沒有現在那種精細測繪而的「邊界」。
不論現代與否，國家皆有其疆域。既然有疆域，必有界線，雖然「前現代」國家的邊界往往模糊籠統，但這不表示容許外國或外族把軍隊放進本國領土上。
皇權是個由上而下的統治觀念。清滅明後，繼續以「縣」作為帝國最基本行政層級（在某些地方則設「廳」「直隸州」）。縣就是皇權的基層執行者。縣有縣境，而地方志往往會有這類記載：
出了某縣，通常是到另一縣，但也可能到另一國。位於廣東的廉州在明代洪武年間曾一度降級為「縣」。接近這個行政區的西緣，曾設有「二巡檢司，與交阯接界」（《明史‧志二十一‧地理六》）。換言之，從州城（或縣城）出發，到達這兩個「巡檢司」之一，然後繼續前行，就到了「交阯」（大致可說是越南）。不過，這要看什麼時候，因為這兩個「巡檢司」曾被拿走，後來被收復：「宣德二年入於安南，嘉靖二十一年復」（同上）。這不是帝國邊界，什麼是帝國邊界？
（待續…）
台灣就來自南島語系的台灣原住民語啊… Tao(名詞，人)+an(焦點工具詞，地方)的基本結構。很多台灣地名都來自這系列的組合，只是轉譯成了各種對應的漢字。光是原本這個地名專指的台南就有過一大漢字譯名：「大苑」、「臺員」、「大灣」、「臺窩灣」….
多謝您的指點！
關於原住民語文，我知道的極少。以前只知：「台灣」一詞的來源有多種可能，包括原住民語，但無確切答案。照您的解釋，應該就是來自西拉雅語。
所以我改掉原版中的雙重否定，變成一個不確定、一個否定：「國名或許不是台灣，且絕不會是福爾摩沙」。
仔細讀本文，發現這句：
『 而且，對於漢人而言，那些屬於「生番」的山區是個危險的世界。擅闖其中，無異於讓自己變成人家的活靶（大多數原住民部落未曾放棄狩獵傳統）。』
….突然有點嗯啊呃….這句要是被原住民朋友看到大概又要大戰一番。原住民的狩獵傳統並不是拿來守禦領地和攻擊敵人的啊！差太多了～希望作者查一下資料喔～感謝！
非常感謝您的提醒！！
我沒去查資料，因為早已知道。由於原來的寫法有問題，所以我直接將那幾個字改成：「不少原住民因狩獵的訓練與工具而具有相當程度的自衛能力」。這是我本來的意思。
原先的文字是一種「搞怪」的設計，本想使讀者的理解轉跳到我預期的地方。經您這一提醒，我發現那是無效且危險的：那種寫法開了兩個（以上）的意義連接通道，而我本來只預期一個。簡單來講：思慮不夠周延。
若您認為新版也不妥，敬希撥冗指點。多謝！！
1915-2015，這算是台灣主體，屬於台灣人在殖民年代開始命運一體的紀念。文中所述，裡面的台灣原住民從台灣的主人，經由去除武力，而成為最弱勢的族群，令人深省。不過，根據沈建德之資料，台灣人其實很多是自行漢化的，也就是從放棄自己的原住民身分，如平埔族的大量漢化成福佬客家族群，而選擇了當時政治、經濟、文化等占有絕對優勢的族群之漢人虛構的血統認同，之前林醫師所做的台灣人DNA調查中，或許也可作為佐證。因此，在確認台灣主體的住民共同體百年紀念時，或許也可釐清並究竟血緣上的主體性，雖然強調血緣認同稍嫌落伍且危險，但或許可在公民認同的國家主體觀之下，作為一個輔助的個人偏好吧。最後感謝提供這個史觀。
不客氣！
關於平埔血緣的比例，林媽利醫師與沈建德教授的論述在學術界尚有爭議。Passerby在樓下建議的也是我想建議的：地圖會說話有幾篇頗值得參考的文章。在此貼上整個系列的第一篇之連結。
即使具有平埔血緣的台灣漢人在全體人口中很高，總是有個限度，更不可能到百分百。十九世紀以來，以共同血緣或共同語言等等「共同本質」常被用來塑造民族意識。但是這往往也是「民族國家」的罩門。其原因正在於：很少社會具有高度同質的人口，尤其在交通工具快速進步的十九世紀以後——而國族（nation，或譯為民族）觀念又是從十八、十九世紀才開始普及。最簡單的比喻，血緣、語言、文化的共同性在集體認同的場域裡面是個雙面刃。
我認為，您提出的核心觀念「住民共同體」、「公民認同」就夠用了，只要夠多的人好好在實踐當中經營。Ajin的這句話很有道理：「第一流邦國的建立，不是依靠著招牌的正確與否，而是依靠著整個社會成熟度與文明，包括公民素質及參與。這些內容都不必等招牌正確後才開始做，目前就應該不斷地耕耘了」（從柯P現象看台灣路線）。共勉。:)
感謝諸位的留言指教。 :)
由於天上突然掉下來一篇東西逼得我加班趕工，我暫時無法一一回應，但不會讓各位等太久。
目前，我僅先向Sbuyi報告，因為他提醒我的那個問題具有爆炸性，必須儘快處理。
這個部落格能在新留言貼出時，自動透過e-mail通知您。只要點下方那個寫留言用的方框。「Notify me of new comments via email」就出現。歡迎利用。
寫得不錯，感謝作者的用心．但我得提醒所謂”平埔族血統”還是一個未被證實的流言（已有不少相關討論在”地圖會說話”），不能認真．
感謝！
我也是想提葉高華教授的那幾篇文章說。:)
1905年(明治38年)應該是第一次臨時臺灣戶口調查, 第二次是1915年(大正4年). 第一次臺灣國勢調查則是1920年(大正9年).
非常感激您的指正！！
我頭昏眼花，copy錯了（又懶又怕寫錯字，所以copy，但還是錯，竟還沒發現，真是慚愧啊|||）
Marvelous!
過獎了！
看到這種把不少臺語夾進北京話中文，然後再給它一個括號的文章，有種既無能力寫通篇臺語漢文，但又硬要夾雜進去的意味(文中那些表達北京話也有)，非針對作者，只是這種現象讓人深感無耐，可以預見未來臺灣話消亡，只能以外來辭彙的方式殘留於北京話。
敝人為此向您致歉。
在台語方面，雖然我的口語表達相當流利，但沒有書寫的能力。不會寫，嗯…這不用解釋，因為解釋都可視為藉口。口語流利主要是因為我的父親堅持，家中教育與溝通以台語為主；另一方面也因為在上小學之前，我身處於一個幾乎完全以台語交談的環境（幸好無緣去念當年算是奢侈品的幼稚園）。相對於台語，其它語言對我而言都是別人家的語言，所以我在表達時或多或少都感到吃力，包括現在正在寫的這一種。嚴格而言，這一種語言不能算北京話：傅大為教授稱之為「官北話」，鄭鴻生稱之為「台北國語」或「台北官話」。我覺得「台北官話」似乎比較適合。
個人在書寫時有個怪癖：時而夾雜外來語，就算在寫英文、法文時都是如此。許多年前，我發現，法國人在祝我週末愉快時竟然千篇一律都是講受英語影響的「Bon week-end」，而非純法語的「Bonne fin de semaine」。自此之後，我的怪癖加速惡化。在此發表的這一篇裡面，從頭到尾出現的語文共有六種。這還不是我的最高紀錄，最高紀錄出現在一份法文寫作。顯然，我早已無藥可救。就此觀之，我這種人沒寫台語文，這是一件好事。
至於加引號，有些是出於技術考量。我擔心有些讀者不識台語（按：這個部落格有些香港讀者），所以特別標示，以利他們的閱讀與注意。不過，既然您指出來了，我會把這一點放在頭腦裡慢慢思考。
整理的很棒，上班的空閒之餘讓我看的非常投入
噶哈巫的青年。
謝謝！希望沒耽誤您的工作。
這篇真的比學術界,政治界出的狗屁論文強過100倍! 中肯誠實好消化,值得大力推薦,跪謝您的分享! 多寫幾篇讓大家爽一下吧!
感謝您的鼓勵！但是，您過獎了，而且，那個「跪」字雖屬於修辭層次，還是把我嚇得想拔腿逃走。
關於學術界的論文，我有些話要說。請容我明後天找時間補寫在這裡。回應樓下的兩位讀者後，我得去睡（已撐了三十多小時，真是命苦啊～～）。
稍後見…
（續）雖然您未必指所有的論文，但無論如何，我還是簡略說明一下我的看法，因為怕第三者有別的負面解讀。
政界很少有人兼具時間與能力寫出值得看的東西，所以在此不必多談他們；至於學界，情況比較複雜。
純就學術論文來講，由於現在的生產量相當可觀，而且出自各式各樣的學科，所以其整體素質幾乎不可能被評估。僅就我所看到的部份而言，有一些實在不怎麼樣；但我也讀過不少好的論文，其中更不乏堪稱「傑出」者。若再縮小到主要與本文有關的部份，亦即臺灣史，我的整體印象是：大多有一定的水準以上。假如沒有這個領域所生產的論著，我現在寫的這篇就不是在兩三天之內寫完，而是二三十年（因為須自己去查閱整理巨量的一手資料）。這樣講的同時，我必須附帶說明：我不是要藉此拉其他學者來替本文背書。這篇並非現有的學術成果摘要，而是我個人提出的歷史解釋。
跟其它許多產業一樣，學術的分工早已相當細，且越來越細。此外，學術論文有其格式與規範，又須經過同儕審查。由於這些因素，學術論文的讀者幾乎全是對該專題有興趣的人，而這些人絕大多數在學院門牆之內，包括教授、研究人員、博碩士生。易言之，就主題選擇、書寫方式各方面而言，學術論文都不是寫給社會大眾看的。在學院外，絕大多數人也沒有時間與能力閱讀。
學者或多或少會寫一些以社會大眾為預設讀者的東西。其中有極少數人自以為頂著教授頭銜就可以隨便亂寫，把學院外的人都當成傻瓜。但是，根據著自己專業而寫的人佔最大多數。這種人可能由於非常習慣學術論文的書寫、小心嚴謹已成習慣等等因素，所以寫出來的東西就是科普寫作或像是學術論文的簡化版。他們可以吸引到的讀者人數相當有限，但他們所做的是很重要的知識傳播工作。第三種人則是以自己的專業知識與訓練為基礎，但在主題選擇與書寫方式上都自由自在。他們寫的東西跟社會現實的關連度相當高，而且易讀、有說服力。這種人不多，但他們的讀者遠多於前一種。在部落格的世界裡，著名的例子包括酥餅與周偉航（人渣文本）。
荷蘭殖民地：紅毛番的嘉南平原
甚麼立場?
作者不熟TW..
不太瞭解您的意思。
暫時按照我的猜測來回應您：冒號與等號有別。
慕容理深、你若對寫台語有興趣，我等會使作伙學台語。らんえさい作伙學台語あ。
感謝您的熱情邀約。
不知我的理解對不對：
「らんえさい」＝「We can」
「あ」＝「！」
突然想到：如果使用MediaWiki架個網站來介紹這套系統，甚至編個辭典呢？
正解。あ＝矣＝啊。えさい＝會使。
MediaWiki 的提議不錯。我來看看怎麼用。編辭典可以暫時不用，因為只是用假名表記只一種寫法。好處是：1我手寫我口。2.與漢字匹配。3. 只表音不表意，所以中性中立，不會被「正字考證」的辯論而耽誤。4.可用注音（ㄅㄆㄇ）模式，來註解漢字的台音。5. 不必拘泥ㄧ方格只有ㄧ單音節的侷限。6. 片假名可以用來標記西方外來語。7. ㄧ個句子中，漢字與假名的比例可以隨心所欲。8.可以用假名取代文法中重要的助詞、常用語。8打破多Ｎ音節單語，就必須以Ｎ個漢字來表達的侷限。
例：柑 =がま。 不再需要「仔」。椅＝いや。優雅許多。
謝謝您的解釋，並期待您的網站！
剛才動念動手查，才知這個已有線上版：小川尚義的《台日大辭典》。我猜您早已知道。
If it could be written in English, that would be great!
感謝！
就我的接觸經驗，研究臺灣的歐美學者通常有足夠的漢文閱讀能力。
由於您的提議，我有了些新的ideas。多謝！
免費看到好文章,只要跪謝就好,天下再也沒有比這個更便宜的事..XDD
頗欣賞您的幽默感 :)
你這篇口碑很好,該去發表一下感言
https://www.facebook.com/AustronesiaFormosa/posts/416138881896696?comment_id=416323885211529&offset=0&total_comments=5#_=_
感謝您的熱心告知！
明後天找個時間去看看。
請問台灣原住民的槍枝是從那裡弄來的? 該不是他們自製吧? 是誰教他們用的?
有趣的問題。:)
根據葉神保（drangadrang validy）的博士論文《日本時期排灣族「南蕃事件」之研究》，槍枝來源可分為四種：交易、掠奪、納貢與餽贈、自製（頁71-79）。前三種想必或多或少適用於其他的原住民族。
交易在康熙時期已相當盛行，賣家主要是漢人。在葉神保的研究範圍中，「掠奪」的最大宗來自入侵敵軍的死亡與棄械，例如淮軍在1875年的獅頭山戰役死了近兩千人，當時有許多最新武器落入排灣族手中。其次，在山麓附近平原耕作的漢人因為需要用地、用水而向酋長「納貢」。根據耆老口述，清朝政府為了順利開闢道路，也曾贈送槍枝給酋長。路開了以後，有漢人與平埔族人為了安全通行而送槍。最後，根據口述，排灣族有人會自製槍枝與彈藥（從考古證據推測，排灣族可能在一千五百年前就已使用鐵器）。自製的型式都是火繩槍（matchlock），亦即明代所謂的「鳥銃」（葉神保，頁80）。
至於使用槍枝的知識，葉神保主要從字源而推測：最初可能是由英國人傳授給平埔原住民，然後流傳至排灣族。關於字源的部份，我認為尚待推敲，因為排灣族語的「kuang」也有可能來自於荷語的「kanon」。
跪謝好文，有原地神遊古今臺灣的爽快感。
怎又冒出個「跪謝」！（暈眩中）
這個「原地神遊…」是個很妙的說法。（偷偷學起來^^）
其實也不知為什麼，讀著讀著我就跪了XD。是說，作者應該很年輕，但思考說理清晰且不厭其煩為文(單就願意一一回覆讀者一事亦可知)，在我這打滾社會十數載的人看來，是很難得。能把史實資料整理交代清楚，筆調諧快，雖然文長，但讀來酣暢，獲益良多，這不跪，那什麼才該跪?? 不過有個很有趣的論點，就是清代統轄台灣既是不完整的環狀，而日本當年征伐山區才真正取得統治權來說，當年移交給盟軍的”中國領土”，恐怕不包括山區才是。這麼說來，隘勇線另一側至今仍是日本內地延伸這件事，恐怕法理上還有得爭議!? 胡思亂想而已，不過也想聽聽專家說法。
另外，身為一個困在辦公桌上的電腦前混吃等死的上班族，經常望著螢幕原地神遊，是很正常的XD
啊…很感謝！我對「跪」字可能有過敏症：一方面因為自己對文字相當敏感；另一方面也因為我頗重視平等原則。
被您說「應該很年輕」，我心中竊喜。我初在報紙上寫評論是1980年代的事，這樣的人於今真的不能算年輕，甚至可被歸入LKK類別。人生已在下坡段的人被說很年輕，還真的蠻想行個「跪謝」大禮 :)。就您的回應來看，您有相當不錯的文字能力，亦有用心觀察的習慣。您判斷失準，因為…嘿嘿嘿…您這回遇到的是個怪咖^^。
關於領土，這個問題應該還沒複雜到需請雲程來說明。在二次大戰前夕，整個台灣屬於日本的領土，所以戰後被盟軍接管的是日本領土。所有權的「移交」則有待戰後的和約決定。戰後議約時，戰敗國日本大可以將它完整地割讓出去（何況他們只能聽從美國的安排）；這跟日本取得之前的狀態無關。理論上，戰勝國A或B或C可以整碗捧去，或揪團來瓜分。當然，這一切都是以「無視台灣住民意願」為前提 。中國之所以能在戰爭時要求「拿回」，因為他們被視為「前一個」擁有者。這其實屬於外交政治上的運作，並非根據國際法而推導出來的必然。日本絕對必須歸還原主的土地是二次大戰期間佔領的那些，像在中國佔領的河北、山東等等；台灣則早在那次戰爭前就已被「永遠讓與日本」。要求日本吐出台灣，這是國際政治角力使然。後來《舊金山和約》對台灣的安排也是政治性的。
從歷史的角度看，日本在東南亞的佔領地菲律賓、（大部份的）印尼、馬來西亞、法屬印度支那分別被歸還美、荷、英、法，但這些地方都陸續擺脫殖民者而獨立。最後勝出的是住民自決原則。（越南的過程比較慘烈；菲律賓則在戰前已啟動漸進獨立的程序，所以在戰爭結束未滿一年即跟美國簽約，宣告獨立）
這麼多人一起跪謝,好開心! 剛開始還擔心作者以為我是瘋子說…..
哈哈！不會啦！
越來越欣賞您的幽默感 :)
話說，如果台灣目前仍屬於日本，日本對於”外島”不同種族的人民，和對待”內地”人民會否有相同待遇? 可能值得思考。 常在網路上看到很多想當日本人的台灣人，巴不得臺灣能”回歸”日本，可是這樣真的好嗎? 日本人對台灣人好，可能很多成分是出於對於”外國人”的禮遇，但如果台灣人變成日本人的時候，待遇還會相同嗎? 雖說以現在我所知日本人的素質看來這可能不是個問題…。
假如「台灣目前仍屬於日本」的狀態是因為1945終戰前的政治架構被延續或在舊金山和約被恢復（而且「台獨」的勢力微弱、甚或不存在），台灣人的日本化可能早已深化到讓雙方的族群界線非常模糊難辨，換言之，我們可能都跟翁倩玉一樣，很容易跟「純」日本人打成一片。在政治上，由於大戰時期的共同經驗、戰後的政治觀念變化，戰前的「內地延長主義」應會被普遍落實；而且，因為台灣的規模夠大、經濟力夠強，會被視為日本的第五個大島。從東京看台北，說不定比較像從巴黎看馬賽，而不像是從巴黎看柯西嘉。沖繩可能因而吃味：這個比我們晚被併入日本的台灣竟然後來居上！
當然，以上純屬假設與推想。我們都知道，歷史讓台灣走上了另一條軌道。
日本人現在對台灣人的友善不只因為台灣人是「外國人」，而且因為台灣人大多對日本相當友善（如果我們不考慮那個我們無從爭起的尖閣/釣魚），而且台灣甚至可謂日本在東亞的唯一好友。
雖然雙方友好、就算台灣有人想「回歸」日本，但台日的政治合併比登天還難。姑且不論地緣政治因素，僅就兩國在社會文化、政治傳統、法律體制各方面的差異來看，台日成為一國所需付出的代價太高。歐洲經驗足供參考：彼此同質性算相當高的西歐各國整合了半個多世紀，基本上還是維持各自為政的格局。台日在七十年前各自走了彼此迥異的道路，若要於現在或可見的未來硬兜成一國，絕對會製造出一堆衝突，而嚴重衝突個幾次，衍生出來的就不只是歧視，甚且還有敵視。換言之，雙方適合當同學或同事，但不宜同居。政治上的整併絕對不能光靠主觀意願。（台灣跟中國之間的關係也擺脫不了這個道理）
至於以個人身份加入日本社會者，那完全屬於另一層次，其中包含移民融入的普遍性障礙。就台灣人而言，融入日本應該比融入德國容易，但還是看個人的能力與機遇。
感謝您分享的好文章。豐富的史料與幽默的文筆，是我在眾多網路垃圾文章中難得一件的寶石
不客氣。同時感謝您的讚美，雖然我覺得這篇還稱不上是「寶石」——當然，我知道您寫的是比較式。遙想紙本印刷時代，當時我們在圖書館與書店尋尋覓覓，多少都像是在沙裡淘金；如今已是網路時代，沒了出版門檻、編輯過濾，我們大多數人真的如您所言地，每天在一片無邊無際的垃圾場裡挖寶。這個新結構最大的好處是：「哈利波特」不會因為不識貨的編輯而可能永不見天日。壞處如前所述：潘朵拉的盒子打開了。
絕妙好聞。
謝謝！
到了今天才循線讀到這篇文章（及精采的留言對話），赫然發現自己原來從未真正瞭解過台灣。現在人在國外求學，憑著小時候對【認識台灣】的片段記憶、維基，也算逐漸跟上整篇文章對時序、空間和族群的想像，有種在異地神遊故鄉所生之交錯且複雜的感受。
如同上述留言一樣，真心感激這行雲流水（輔以圖文更是太棒了）的書寫，自此刻起，或許我才開始認識原鄉，才虛心承認腦洗，才知道如何解釋那一直以來無法言喻卻又拾不起的失落源自哪裡。可能我不是這世代裡的唯一一人，因為與朋友間的激辯最後也常落得柔焦處理之下場。
我想，這可能是所有以台灣作為發展群體認同之場域之個人「自覺」的第一步，更可能是你不斷強調的集體住民「自決」（雖然國際法的背景很容易讓我想用民族去概念化它，我也相信我們相持的定義應是大同小異，只是習慣上的不同）的起點。
果然，歷史、地理、文化是很至關重要的，尤其當我們決心去蒙除昧時，才有真正實現所有受宰制者殷盼的轉型正義，一種來自對於事實與真相的追求（無論詮釋如何，至少客觀呈現證據），以及對於族群間相互諒解之想望。
還有一個很深刻的感受，就是來自國際上許多的知識論述，甚至所謂的「國際法規範」適用之事實，都是透過各種形式之權力建構而來，進而規訓並馴化台灣住民，彷彿一場UN共業，以致於我在唸國際法的過程中，反而越來越排斥「國家」「主權」這個概念（好像有些偏題了）。
不過，最後我有點想問一個本文似乎沒什麼提到的地方，就是「澎湖」、「金門」、「馬祖」及其他離島，關於它們，不曉得有沒有什麼應當特別注意的史實或地理聯繫因素？因為我總有個感覺：所謂「台澎金馬」只是政治（因此法理）上的一個偶然概括。
謝謝！
在1990年代以前的台灣受教育的人被洗腦得更嚴重；加上解嚴前的資訊封閉，有幸被「解毒」（或自行解毒）的人少得可憐。在許多老老少少的腦中，先入為主的訊息與觀念宛若神聖的宗教教條，牢不可破。遇到這樣的人，辯論無效，柔焦處理或轉移焦點幾乎是避免翻臉的不得不然之策。（苦笑）
在（歷史）現實中，「國家」、「主權」、乃至於「族群」等概念都是兩面刃（其實「善心」也是）。從歐美早先面臨「介入敘利亞內戰與否」時的猶豫，乃至歐洲近來遭遇到的難民問題，我們可以看到：「國家」、「主權」不僅是國際法範疇內的概念（何況，想必您比我更清楚：國際法是歷史的產物，而且不是一套永遠固定不變的規則）；人們在思考相關問題時，往往須兼顧政治或/與倫理學等層面。純就台灣的情況而言，我們可以做的（而且應是亟須做）的是擴增己方的主動性，避免讓集體命運像過去那樣任人擺佈。換言之，我們要有夠清晰的思考與夠堅定的意志去使用「國家」、「主權」這些概念，而非將話語權拱手讓給外部諸強權。比較麻煩的是我們內部自己缺乏足夠的清楚共識，而且只要一碰觸這類問題，不少人一昧地在某些本是要用來宰制（dominate）我們的框架裡面打轉…
您的最後一個問題相當有意思。澎湖比較簡單：鄭氏王國已使澎湖跟台灣西南部整合在同一個國家空間；而鄭氏王國覆亡後的清帝國地方行政劃份系統裡，澎湖自始即跟帝國在本島的控制範圍整合在一起。後續的日本統治者並未打破這個連結。對於大清與日本而言，台、澎之地既是「本土」以外的地方，且地理距離相近（尤其從北京或東京的眼光來看），又是一併取得的領土，所以自然而然地把它們結合在一起管理（否則會浪費行政資源、徒生扞格）。這是本文所處理之歷史變化的一部份。附帶談蘭嶼：連橫的《臺灣通史》說「〔光緒三年〕五月，恆春知縣周有基查勘紅頭嶼，收入版圖」（卷三）、「是年知縣周有基率船政學生游學詩、汪喬年始至其地，撫之」；但成書於光緒二十年的《恒春縣志》的用字遠較保守：「光緒三年，前恆春縣周有基、船政藝生游學詩、汪喬年偕履其地」。從清代的相關記述來看，連橫所使用的「撫」顯然言過其實，而所謂的「收入版圖」只是片面宣示。直到日本時代初期，蘭嶼才真正被來自台灣島上的國家力量控制。
至於金門、馬祖：台澎金馬的構造始於1949年，在1958年八二三砲戰後被進一步確立，它是特殊歷史情境下的戰略計劃產物。蔣介石與毛澤東都希望如此（見阮銘、張怡菁，《歷史的錯誤》，台北，玉山社，2006，頁195-207）。早在老蔣之前，鄭成功已創造過一個橫跨台灣海峽的國家空間。沒有任何條約將台澎劃歸中華人民共和國，也沒有任何條約使中國喪失金門、馬祖。職是之故，1954年的「中美防禦條約」僅涵蓋台灣與澎湖。同理，縱使北京願意承認「台灣」為一國家，他們還是有充足的理由來向台北索討金、馬。話說回來，倘若中國當權者有足夠的政治智慧來跟台灣建立正常外交關係，金、馬的歸屬就會變成易解的小問題。我認為，在這種情況下，住民公投是解決金、馬定位的最佳方式（其它的似乎都是爛方案）。
在金、馬這個例子上，「民族」的觀念無法適用。純就字義而言，「self-determination of peoples」（《聯合國憲章》第一條；或其它國際公約如International Covenant on Civil and Political Rights的類似講法）之「people」是個多義詞，可指涉數類的人群。若從Wilson總統那個時代的用語與背景來理解，當然是nation，而這樣的理解至今仍有相當的影響力。不過，nation在理論上並無定於一尊的定義，而且，不論人們採用哪種定義，該定義在現實上會遭遇許多足以挑戰、甚至顛覆此定義的問題。事實上，儘管nation-state的觀念在兩百多年來一直是政治地理區劃的重要依據，可是，在現實操作上，多數國家雖在論述上使用「nation」作為團結內部的觀念，但在實際運作的層次上卻採行State-boundary-citizenship循環式界定，因為若一直強調nation，反而會激發或深化國際間的敵對關係或一國之內的對立衝突。十九、二十世紀的政治史顯示，nationalism蘊含易放難收的強大力量。蘇格蘭獨立公投起於造就「Scottish Nation」的意圖，但這項公投在程序上是「住民公投」。儘管有魁北克的失敗經驗，蘇格蘭的獨派還是寧可接受以「在地居住」作為投票資格條件，而不是採用「Scottishness」之類的條件。
謝謝你的回覆，太詳盡、太強大了，一點都不輸給本文之精采！差點沒拜讀到，幸好。
謝謝！
我或忙或病，往往疏於照顧這個部落格，上次與這次都拖了相當久才回覆您，真是不好意思啊！
文章精彩，討論也精采！
謝謝！
時隔近一年才讀到這篇好文，謝謝作者的書寫，讓人對台灣又有更多的認識。
猶記大學時，課堂上討論到文化傳播、或政治目的的傳播行為，講述到「主體性」一詞，有同學提問：「那台灣的主體性是什麼?」頓時，課堂上一片沉默。那時是 1999 年初，台灣研究與著作還未蓬勃發展。
就像一個人的成長過程，認識自己，是人格建立的重要過程。我們也要好好認識自己生活的土地。
不客氣！也謝謝您分享您的經驗。
1990年代的台灣研究與相關出版已比1980年代發達許多。直到1980年代前半期，大學裡面的台灣史課程屈指可數，而且還會有「有關單位」派人來「旁聽」。
要不是鄭氏父子來台灣亂, 台灣早就獨立了
嚴格來講，歷史不能以「如果」而論。至少在閒聊的層次上可以如此。
假如沒有鄭成功這樣的人物，清帝國沒有動機、更無必要來跨海攻台。若然，荷蘭統治很可能得以延續，直到二次大戰結束後被獨立運動終結，就像印尼那樣。唯一可能打斷荷蘭統治的是明治維新後的日本。若是如此，台灣在二次大戰後可能獨立（或先被交由美國託管）。但這些只是可能的劇本而已。影響歷史的變數實在很多。
我認為用統一這個觀點來看待這事, 對台灣原民祖先所留的鮮血相當不尊敬, 即使文章有豐富的文史, 可惜以”台灣人”這個偏狹的族群優越感來看待其他台灣原民族群被統一.
可惜您沒讀懂。
有人沒讀懂，可惜!
~_^
上面一堆人跪謝，那我要跪哪兒啊！謝謝您的文章，獲益良多！
我覺得1895乙未戰爭那裡用「竹竿湊菜刀」很不妥喔。你在後面也提到了當時的原住民也已經擁有獵槍，漢人怎麼會沒有呢。當時台灣早已有槍枝和火砲，在械鬥、民變、清法戰爭都有使用到。這樣子的敘述容易誤導讀者。
謝謝您的意見！
就字面意義而言，「竹竿湊菜刀」的確不盡合乎實情。參與乙未戰爭中的台灣人的確有使用槍枝。但是，一般平民若未經訓練，通常不會使用槍枝；就算學會裝填、射擊，戰場上也未必能。此外，槍枝數量與參戰義勇人數的關係也是個問題。綜觀當時的浮世繪，台灣陣營所使用的武器有槍枝（《南征軍臺南攻擊之圖》），也有傳統兵器（例如《臺灣大激戰嘉義占領》）。一般而言，平民對抗入侵的正規軍時，往往會有人就地取材，湊和著用。當時的台灣恐怕也不乏這種克難抗敵的解決方案。就引伸義而言，「竹竿湊菜刀」就是用來形容這種狀態。相信中研院台史所網站的這句「日軍6月初平和進入臺北城後，一路向楊梅、新竹推進，即遭遇臺灣民兵以『竹篙湊菜刀』奮力抵抗，大、小戰役不斷」（〈真陣仗－民團義勇大對抗〉）之中的「竹篙湊菜刀」亦是基於相似的認知。
原來是這樣子
感謝您提供的資料！
不客氣！同時也感謝您指出這個似值得研究者更進一步研究的問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