斧頭不只會砍蘋果

瘋子才會拿斧頭砍蘋果。不過，標題裡的「蘋果」是香港數一數二的媒體：「黎智英大宅遭狂徒撞閘 地上整齊放刀斧 擺明恐嚇」。直到香港今年的七一遊行前夕，香港蘋果遭到四度暴力恐嚇；另外遭到威脅的至少還有梁國雄（香港立法會議員兼社會民主連線黨主席）。做這些事情的人絕對不是瘋子，也不只是《蘋果》報導標題所謂的「狂徒」。歷史經驗告訴我們：這種事通常是有組織、有計劃的一群人所為。在他們背後撐腰是一股政治勢力、甚至是以中南海為首的黨國體系。

九十多年前，義大利法西斯勢力之所以能迅速擴張，關鍵在於其暴力恐赫手段。台灣的中學歷史教科書只告訴學生說墨索里尼在1922年發動「進軍羅馬」而取得政權，而未著墨於法西斯黨人先前在全國各地發動數以百計的打砸行動，幾乎在鄉村地區踏平了普羅大眾爭取公道權益的草根運動。這種暴力更蔓延到城市，數家報社遭到攻擊，位於米蘭的Avantis!總部縱火案（1919年4月15日）是最著名的案例之一。因為法西斯份子對所有立場相左者「見一次打一次」（這是林正杰在電視攝影棚毆打金恆煒先生後撂下的狠話），令絕大多數人不敢公然反對，使得「進軍羅馬」得以一帆風順。

英國殖民統治固然不為多數香港人所喜，但至少在香港創造並維持一個高度開放、自由的現代社會環境。九七大限前宣稱香港「回歸祖國」後「馬照跑、舞照跳」的中共大大低估了香港人的政治智商。眾多具有現代政治知識的香港人知道，若政治權利被限縮，包括自由在內的個人權利隨時都會被當權者取消。

馬上變臉沒發生在1997；但是，幾年之後，香港的人權狀況如江河日下，至少新聞自由的情況越來越糟糕（分數越高，自由度越低——就是扣分的意思啦）：

根據「自由之家」在2009年發表的評鑑，香港的媒體環境已經退步成「部份自由」（Partly Free，31至60分屬於這一級）。今年更掉到35分，跟東帝汶平手。在蘋果日報被恐嚇之後，不出幾年，香港難保不會輸給菲律賓。

從時間點來看，香港媒體環境的惡化可能跟中國對台統戰的突破有關。中國國民黨主席連戰在2005年春首度訪中、親中的馬英九兩度當選都一再為中共統戰開門鋪路。中共越是有信心併吞台灣，越沒需要在香港維持「一國兩制」的門面。反之，當馬英九在第一次總統任期中支持度越來越低，因而連任之路出現危機時，香港的媒體環境反而稍有改善（或至少惡化的速度趨緩）。

目前的發展印證了一個在九七大限前就可輕易推算出來的利害關係：即使很多（似乎是多數）香港人聽到台獨就搖頭或對這類問題漠不關心（台灣的政治地位本來就不勞他們煩心），但是，台灣只要維持其主權國家構造（＝實質台獨），香港就不得不扮演「一國兩制」的樣版，好歹還可以在「部份自由」的環境下跟老共討價還價。所以，黎智英您小心了，照台灣目前的路線走下去（走進去），您可能會變成下一個劉曉波（我是說坐牢，不是說諾貝爾獎）、陳光誠、或艾未未。台灣與香港，現代版的唇亡齒寒。

「自由之家」的評鑑顯示，自從馬英九坐上大位，台灣的新聞自由度也不斷下降。這是早就可以預期到的事。2007年底，退出政治權力競逐、甚至也退出民進黨的林義雄已在電視專訪中提出警告。這位曾為民主運動打拼而付出慘重代價、德高望重的老先生都說話了，多數人卻聽都不聽，還一錯再錯。

台灣的新聞自由在李登輝時代進步最快，後於陳水扁執政末期達到空前的高峰。李前總統是國民黨歷任領導者中的一個異數，莫怪乎到頭來還是不見容於這個威權主義透骨入髓的政治集團。這個集團重掌大權後之所以能夠跟中共政權水乳交融，不僅因為他們有一樣的國族認同，也因為他們都反民主。（對照組：鄧麗君與余英時，兩人都跟「台獨」扯不上關係，而且本來都可以在北京大受歡迎，但鄧麗君始終未踏上她父親遠離的那個不自由國度，而余教授更積極表態支持香港的七一遊行）

中共目前正跟國民黨政權聯手在台灣複製香港經驗。跟香港不一樣的是，人家是在中英協議被「預售」之後才被中共大舉深入滲透，台灣則不用等到簽什麼「和平協議」或「政治協議」。馬英九從上任以來所謂的「門打開」實質上就是使台灣步步直通「門戶洞開」的境地。中共對台工作不僅已作到足以影響政治選舉、政策制訂，更快速地深入社會與經濟層面，掌握其脈絡，甚且開始改造人們的政治意識。《孫子兵法》之最佳實踐者恐怕非中共莫屬。當然，這多少也得歸功於台灣選舉裡足以左右大局的顢頇愚蠢。

香港與台灣，一個難逃魔掌，一個自投羅網。

有些民主自由派認為局勢沒這麼令人悲觀。這種較樂觀的看法或基於他們所見到的中國內部變化，或基於他們對台灣選民的期待。我們於此先不談論第二種，因為被期待的台灣選民有許多人就屬於「見到的中國內部變化」的「他們」。

的確，今天的中國跟三十年前、甚至跟二十年前相比，都有很大的變異。可是我們應該注意什麼變了、什麼沒變、什麼變本加厲。雖然其統治者號稱「中國共產黨」，但多數人知道這是賣羊頭掛狗肉。中國現在不僅不像蘇聯體制，而且跟馬克思主義之初衷背道而馳。但它也不屬於自由主義式的資本主義體系，亦非歐陸某些國家的那種在民主的基礎上結合社會主義與資本主義的體制。在經濟上，它採取的是一種國家資本主義，而這跟它在政治上所走的法西斯路線彼此嵌合，相互支援。（這說來話長，宜另文詳談）

許多台灣人習於非黑即白的二分法，覺得共產主義退潮的中國必然走向市場經濟的自由社會，殊不知這個世界及其歷史遠比自己想像的複雜。在美蘇冷戰對抗之前、之後，世上有其它型態的政治經濟體制。遠的不說，戒嚴時代的台灣體制就既非共產，亦非美式。當時台灣也是掛羊頭賣狗肉，號稱三民主義，實則採行（具有列寧特色的）法西斯體制。正因為解嚴前的台灣是那樣，所以現在有不少國人在經濟不再高速成長、甚至陷於衰退的情況下會回頭懷念蔣經國時代，甚至引頸羨慕現在經濟成長、政治上維持專制的中國。

此外，眼見台灣民主化後出現的一些弊病與紛擾，缺乏耐心者開始懷疑民主或厭惡政治。在這樣的政經氛圍中，戒嚴時代的統治集團一度失勢後又敗部復活，甚至可以大剌剌地出來發表反民主言論，不再擔心會被千夫所指。這種發展頗似二次大戰前的義大利與德國，不過，這裡至少有兩個重要差異：其一，台灣是脫離法西斯體制後轉身走回頭路；其二，德、義不似台灣旁邊有個法西斯大國為鄰。基於第二點，我們宜一併參考其他歐洲國家的歷史經驗。

大戰前，義大利當局曾暗助法國之法西斯團體La Cagoule，但法國的極右勢力要等到自己的國家宣而不戰、遭攻擊後不久即投降的情況下才得以出頭。奧地利則在希特勒的威脅、國內納粹份子呼應的配合下，「門打開」而跟「同文同種」的德國統一。戰前的英國也有法西斯份子，但成不了氣候。英國更成為歐洲對抗法西斯擴張的最後堡壘，雖付出慘重代價，但畢竟在大戰結束時能夠理直氣壯地走下一步（法國可為對照）。近年來在台灣，海峽兩岸的法西斯勢力水乳交融、裏應外合。

對付目前仍管轄不到、又無法硬拿的台灣，中國法西斯的作法是從內部下手，在各界廣佈代理人，包括黑道。對於已屬於中華人民共和國一部份的香港，因為忌憚在地民主派的反彈（他們在七月一日中環廣場上展現的力量不容小覷）、外界的反應（尤其台灣），中「共」只好暫時由代理人摸黑進行暴力恐嚇。

現在是暴力恐嚇，以後未必僅限於此。墨索里尼成為總理（1922）之時，國會還有反對派。1924年6月，在野領袖之一Giacomo Matteotti遭綁架殺害，下手的那一批人就是以前到處施暴恐嚇的法西斯份子。不論墨索里尼是否為主謀，他都是此事件的最大贏家。多少因為早已嚇破膽，義大利社會未因此事而強硬展現公民力量來反制。對墨索里尼而言，這就意味著時機成熟。從此之後，其威權統治全面展開。台灣俗話說「軟土深掘」，此一例也。

從這個歷史事例反觀香港。自從中英協定後，中共對香港下了不少功夫，宣傳、滲透、收編、分化、利誘、恐嚇樣樣都來；然而，至今還有那麼多（甚至更多）港人站上街頭爭民主。幸有這股力量，中共還不敢對香港百分之百地予取予求（尤其在香港已不太需要扮演「一國兩制」樣版的今天）。從暴力統治者的角度看，既然不宜鎮壓，至少該恐嚇恐嚇，尤其是那幾個「大尾的」。

去黎智英家門口施暴恐嚇的人故意在現場留下刀、斧。義大利法西斯的標誌也有把斧頭（雖然這種源自古羅馬fascis的圖案亦見於現在歐美某些徽章、標誌，但據我所知，它們幾乎都是二次大戰前遺留下來的，不少更是早在1900年之前就有）。黎家門口的暴徒及可能存在的幕後唆使者擺斧頭，八成不是因為想到那個標誌（或許他們根本沒看過那標誌，甚至沒唸過幾本書），但不論是否巧合，這把斧頭遙指一個大多數人視而不見或不想承認的事實：在我們這個二十一世紀東亞的時空中，法西斯的幽靈高踞廟堂、闊步街頭、侵門踏戶、惑眾攻心。

作為暴力的象徵，這把斧頭不會只被用來恐嚇那些不甘願當奴才的香港人，也不只會戕害一個還在醞釀的民主以及那個正在自毀前程的民主。它很可能將我們都推向戰爭（哪個法西斯不想對外侵略呢），那會是規模遠比台灣人想避免的台海戰爭更大的一場腥風血雨；不論如何，可以確定的是，它持續且加強阻礙中、港、台三個社會之真正的、完全的自由發展。而歷史早已清楚揭示：在這個快速變動的世界，法西斯牢籠裏的人們縱然一時意氣風發，終將是輸家，其後代往往也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