尋找二二八的代表性影像(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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陳澄波遺體
陳澄波遺體。
翻拍自李筱峰,
《解讀二二八》。

多年來,每當我想起二二八,腦海中就會浮現這張照片。在事件中擔任和平使者的畫家陳澄波,被國府軍隊槍殺,子彈穿過胸口,留下彈痕,人已死,目未瞑。關於二二八大屠殺的一手影像如鳳毛麟角,這是其中一件。對於陳澄波的家人勇敢而堅毅地將這個影像保留下來,心中滿懷敬佩與感謝者當不只有我一人。

歷史至少對台灣開了兩次大玩笑。第一次是馬關條約。對1895年時的台灣人而言,淪為「倭夷」的臣民,簡直如墮入地獄;然而,在其後的半世紀中,台 灣卻因此而避開了海峽彼岸在清帝國崩潰後年復一年、變本加厲的內亂動盪,而且同時被殖民者改造成亞洲最現代化的區域之一。事後來看這一段,令人哭笑不得。

第二次是二次大戰後所謂的「光復」。對1945年的台灣人而言,能夠脫離二等人民的處境,當然值得張燈結彩。但是,中國國民黨政府卻扮演著新殖民者的角色, 並帶來政治、經濟、社會上的全面大倒退,使台灣人覺得在「祖國懷抱」中,反倒成了三等人民。於是有了1947年的二二八事件與三月大屠殺。

在屠殺的過程中,「株連」一詞甚至有時派不上用場:連試圖尋求與當局合作以穩定情勢的人都成槍下亡魂,連一些未涉及事件者也被不分青紅皂白地殺害或逮捕。這次,歷史對台灣人開了一個極殘酷的玩笑:把他們從一口深井拉出來,讓他們看一眼太陽,再狠狠地將他們丟進萬丈深淵,跌得粉身碎骨。

二二八悲劇有很多要素濃縮在這張陳澄波遺體的相片中。

陳澄波生於1895年,恰巧與日本殖民統治肇始同年。其父是清朝秀才,他則受現代式學校教育。自總督府國語學校(今台北市立教育大學)畢業後,他雖已成為教師而不虞飢寒,但對繪畫的熱愛驅使他自費渡洋,考入東京美術學校習藝深造。出身嘉義的他尚未畢業即以「嘉義街外」(1927)一作入選於帝展,成為以西畫獲此殊榮的第一位台灣人。其後數年之間,他的畫作並多次懸掛於這個帝國藝壇聖殿中。雖屬於被殖民者,他靠自己的努力與天分在專業成就上與屬於殖民族群的藝術菁英平起平坐。某一種形式的台灣人出頭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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陳澄波
來源:Wikimedia Commons

他從東京美術學校畢業後,由日本文部省推薦,獲聘前往上海擔任教授。時為1929年,當時九一八事變還未發生。他待在上海前後約四年,是當時少數具有「祖國經驗」的台灣人。

陳澄波不是個只關在畫室創作的藝術家。返台後,他投入當時蓬勃發展的台灣本土美術運動。這種熱情性格與上海經驗的結合,使他在戰後積極投入於公共事務。歡迎國民政府籌備會副會長、三民主義青年團團員、嘉義市自治協會理事、第一位加入國民黨的台灣畫家、嘉義市參議員(1946年3月):這些經歷、頭銜說明了他在當時的政治立場與地位,也見證了當時台灣人面對久違的「祖國」時所抱有的熱情與幻影。

就在1946年,面對惡夢般的生活現實,台灣人,更何況是具有藝術家敏銳眼睛的陳澄波,不得不告別此際想來格外諷刺的那股熱情與那場幻影。他生前最後的幾幅畫作,特別是咸認為其絕筆之作的玉山積雪(1947),一反前期風格的明亮溫馨,轉以冷暗陰沈的色調為主,彷彿預示著即將到來的寒冽風暴。只是,包括陳氏在內的所有台灣人作夢也想像不到,那會是一場史無前例的腥風血雨。

想像不到,因為他們相信了不該相信的,因為即將發生的完全超乎他們的經驗之外,因為他們打從心裡認為:「信賴」、「互諒」與「同類不相殘」是文明社會的基礎。以文明社會的良善信念去面對野蠻陰沈的擁兵屠夫:致命的錯誤。

於是,當被民兵圍困在水上機場的國民政府軍提出和談要求,而嘉義市二二八事件處理委員會接受提議,派參議員陳澄波等人前去商談時,委員們絕對想像不到「不殺來使」並非對方的原則。於是,十二位「和平使」秀才遇到兵而遭拘禁,除其中三人被釋放外,其他人被用鐵線綑綁起來,陳澄波亦在其中。得到增援的軍隊在取得優勢、控制局面後,旋即把他們帶到嘉義火車站前槍斃示眾。

好不容易被家屬領回的陳澄波遺體。畫家仍穿著前去談判時所著的正式服裝,照片上明晰可見的修長手指曾繪出一幅幅故鄉美景,他至死後仍睜著的眼睛再也看不到的風景。正式服裝代表一種尊重,不瞑之目則直直逼視著一場落空。

延伸閱讀
version 1.05, 2011-10-05 12:19

關於本文的 4 則留言

  1. 感謝分享
    每當我讀到二二八事件的史料
    因為受難者是自己的同胞
    心理的感受很難說明
    很少看到二二八事件的照片
    看了之後心中真的有說不出的感傷
    國民黨還在遮遮掩掩 還在為蔣介石辯護
    一起繼續為轉型正義努力

  2. 二二八事件基隆港屠殺《 學者Kerr 的研究報告》

    基隆港是二二八事件國民黨政府大規模屠殺的起點,

  3. Leo大大:
    我個人的感受是:二二八受難者是替其他台灣人而受難的。
    這有點類似一些納粹集中營的倖存者之心情。那些倖存者中,不少人終其一生,活在「為什麼(不)是我」的罪惡感陰影中。
    今天,大部分台灣人並未親身經歷二二八,當然心情不一樣,而且應該也不會有(也不必有)那種心結。然而,二二八的亡靈仍是台灣人集體良心所必須面對的,因為他們的死亡本身具有某種歷史意義,而這種意義連同歷史真相都還被許多人輕忽,並被主謀幫兇的繼承者所否認。
    從這角度看,二二八尚未結束,因為死者真正的告別式並未舉行。告別式無法舉行,因為在象徵層次上,該俯首認罪者仍未下跪,仍然否認罪行。他們那種否認到底的態度迫使我們不得不回頭處理這李前總統曾要求我們「向前看」,而暫且擱置的懸案。
    在實現轉型正義之前,我們當然還有很多事得作,以求使台灣更好:一個更美好的台灣正是許多命喪二二八的知識份子所追求的。換言之,改善台灣的種種也是慰藉亡靈的必要之舉。
    只不過,這幾年下來,我們發現,改革進步的重大阻礙之一來自於至今仍打心裡否定二二八(雖然作一些表面功夫,裝腔作勢地「紀念」)的那批人。當寬恕和解的手伸向他們,他們甚至輕蔑地在上面吐口水。他們之敢於如此,因為他們擁有某種程度的權力。這權力因轉型正義未實現而未被收回。而他們運用此權力一再地羈絆台灣追求美好未來的腳步。從這點來看,轉型正義的追求並非只是一場抽象的戰爭而已,而是與台灣人的福祉息息相關的奮鬥。
    共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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