來源: 南方快報
「共產主義若裸露其猙獰面目,並不足畏;
但其猙獰面目若戴上一副笑臉迎人的假面具,
世人則當戒慎恐懼。」
立法院長張道藩
於日本首相鳩山一郎之邀宴席間
1956年4月24日
許多人看過這張照片。它拍攝於1956年4月19日。照片中人多是當年在台灣有頭有臉的人物。其中,站在最前面的是張道藩,時為立法院院長。拍攝地點:日本東京,靖國神社。
年輕時留學英、法的張道藩與日本並無特殊淵源,他這趟為期十天的日本行,是應日本國會議員大野伴睦等人之邀請、並且在總統蔣介石的首肯下所作的正式訪問。同行者有十七人。這個浩浩蕩蕩的「親善訪問團」由張道藩院長率領,在4月15日由台北出發。日本方面以國賓之禮接待這群貴客。
次日,他在一場宴會中,對日本國會議員說:
中國深知日本已有改變和進步,不再是一九三七年以前的舊面目了,不過,日本友人亦應了解中國亦有改變和進步,不再是一九三七年以前的老中國。
張道藩所謂的「有改變和進步」的「中國」當然不是「匪偽政權」統治下的「中華人民共和國」。在空間上,他所指的其實是台灣,或者,當時所習慣說的「自由中國」。
在同一場合,張道藩還表示:
要維持世界和平,必須亞洲要有和平,而要維持亞洲和平,必須中日兩國有友好的關係。
從台北的眼光來看,所謂的「亞洲和平」,其前提是反共,最好是打倒共產政權,最低限度也要像東京與華盛頓所希望的那樣,阻止共產勢力的擴張。基於美國的圍堵戰略思維,「美菲協防條約」(1951)、「日本国とアメリカ合衆国との間の安全保障条約」(1951)與「中美共同防禦條約」(1954)先後簽訂,正式拉出一條海上長城。
在1979年之前,「中美共同防禦條約」等於是台灣的護身符:
第二條 為期更有效達成本條約之目的起見,締約國將個別並聯合以自助及互助之方式,維持並發展其個別及集體之能力,以抵抗武裝攻擊及國外指揮之危害其領土完整與政治安定之共產顛覆活動。。
第五條 每一締約國承認對在西太平洋區域內任一締約國領土上之武裝攻擊,即將危及其本身之和平與安全,茲並宣告將依其憲法程序採取行動,以對付此共同危險。
有了護身符還不夠,還得要有保護傘:
第七條 中華民國政府給予,美利堅合眾國政府接受,依共同協議之決定在台灣澎湖及其附近為其防衛所需要而部署美國陸海空軍之權力。
當時台灣學生在課本(當然是一綱一本)上所學到的「中華民國領土」是:北起薩彥嶺脊,南至南沙群島的曾母暗沙,西自帕米爾高原之噴赤河,東到烏蘇里江及黑龍江交會處(俺沒背錯吧?)。也就是說「領土完整」已被「共產顛覆活動」嚴重侵害,只剩幾個島嶼。若單看「中美共同防禦條約」第二條, 美國有義務派兵幫蔣介石反攻大陸。可是,美國並不想淌這渾水。該條約第六條規定:
為適用於第二條及第五條之目的,所有「領土」等辭,就中華民國而言,應指台灣與澎湖。
換句話說,老美的意思是:海峽兩邊都不准動;(山姆)大叔我派兵保護你已是仁至義盡;若你要撈過海去玩命,抱歉,我可不幫你(否則冷戰就甭玩了,而且得打第三次世界大戰)。
這個第六條擋住了老蔣的反攻之路(也是歸鄉路),他當然心知肚明。雖不甘願,但他同時也很清楚,若連最後根據地都守不住,那就什麼也沒得玩了(在台灣當總統還是比在美國當寓公威風,即使不論如何,他過世後都有人會稱他「蔣公」)。在某種程度上,「中美共同防禦條約」的締結界定了一個領土,定義了一個國家。而西太平洋的國際秩序就此拍版定案。不管張道藩當時想什麼,他所謂的「亞洲和平」之首要前提,就是這個全球冷戰下的東亞秩序。
既然與日本處於同一陣線,雙方「友好」成了理所當然之事。更何況這個陣線是建立在雙方唇齒相依的關係。張道藩在與內閣總理大臣鳩山一郎見面時,即一再強調這層關係。事實上,他的提醒有點多餘:早在甲午戰爭前,日本就相當瞭解這個地緣政治的道理。
由於歷史淵源,1950年代的台灣在經濟上與日本的貿易與合作十分密切,民間的來往互動相當頻繁。反倒是官方關係還有待加強。這種上冷下熱的情況跟當時的權力結構有關。關於這一點,我們從「親善訪問團」的名單(職務以1956年為準)可略見一二。
- 張道藩(立法院長,英國倫敦大學美術部,法國國立最高美術專科學院)
- 薩孟武(台大法學院院長,日本京都帝國大學法學部政治系畢業)
- 陳雪屏(台大學教授、正中書局董事長,美國哥倫比亞大學心理學碩士)
- 石志泉(總統府資政,民社黨,日本東京帝國大學畢業)
- 倪文亞(立委,美國哥倫比亞大學教育學碩士)
- 羅萬俥(立委、彰銀董事長,日本明治大學法學科,賓州大學院政治科,台籍)
- 包華國(立委,美國斯旦福大學碩士)
- 束雲章(立委,京師大學堂畢業)
- 胡健中(立委、中央日報董事長,復旦大學畢業)
- 郭中興(立委,京兆第四中學肄業)
- 皮以書(立委,莫斯科中山大學畢業)
- 李嗣璁(立委,北京大學畢業)
- 左舜生(國代,震旦大學)
- 黃朝琴(省臨時議會議長,日本早稻田大學政治經濟科,美國伊利諾大學政治學碩士,台籍)
- 林柏壽(台泥董事長,倫敦大學經濟系、法國巴黎修習法律,台籍)
- 董宗山(立法院簡任秘書)
- 羅長闈(總統府專門委員)
- 徐經芮(總統府專員)
大體而言,與日本有淵源者不外是曾留學日本者或台籍人士。不過,當時,對這些人而言,日本留學都是很久以前的事了。至於三位台籍者,黃朝琴學成後即到中國發展,直到戰後才回台(也就是所謂的半山),跟日本早就脫鉤;而林柏壽自法返台後,由於跟日本殖民政府關係欠佳,跑到法屬越南去住。嚴格講起來,曾與日本人有長期接觸的,只有羅萬俥一人。(其他三位秘書專員級人物,由於欠缺背景資料,姑且不論)
雖然雙方彼此生疏,這趟訪日行仍是賓主盡歡。4月17日下午,訪問團至眾議院旁聽,雖然他們進場時,會議已經開始了幾分鐘,議長益谷秀次還是不忘向全場介紹旁聽席的貴客:
諸君、ただいま傍聴席に中華民国立法院院長張道藩先生以下各界代表からなる日本親善訪問団の御一行が見えられました。御紹介申し上げます。
[拍手] (衆議院会議録情報 第024回国会 本会議 第34号)
日方十分重視這個訪問團,接待的層級超過國會議長與內閣總理大臣。4月18日,裕仁天皇不但親自接見張道藩,甚至「裕仁首先主動表示,囑張氏不拘泥於官樣款式,免用書面頌詞等官式文章,指定張氏與董大使和他自已三面對坐而談」。「據說,日皇以此種親密方式接見外賓,前例尚不多見,不能不說是日方給予我訪問團的一項殊榮」(聯合報,1956年4月30日)。
裕仁天皇與台灣的立法院長談了些什麼?據當時報載:
在會談之中,張氏稱頌日本戰後的復員,這使日本今日又成了自由世界的一個大國。
張氏告日皇說:日本的戰後成就,不單是日本足以自豪,而且是其他亞洲國家共同引以為榮的,因為這些成就向全世界表明了亞洲人的能力。
張氏向日皇強調中日兩國間密切合作的必要,他說:中日間的密切合作是走向亞洲和平與繁榮的唯一道路。
日皇曾兩次問候蔣總統健康,並向張氏保證兩個亞洲大國間永久的友誼。(聯合報,1956年4月19日)
上午面謁天皇後,當天下午,張道藩一行人來到東京灣,不是去釣魚,也不是去衝浪,而是由日本防務大臣陪同,去檢閱日本自衛隊的攻擊及救護演習。翌日,他們到靖國神社參拜。
當時並沒有人像雷倩那樣,要張道藩「先放棄中華民國國籍,歸化日本籍」再去拜。當時台日雙方的認知是:日本侵略戰爭是過去式,交戰國在簽了舊金山合約之後,前帳就已結清。這是 當時雙方共識,由於這項共識,才能坐下來一起吃飯。理解歷史,不能脫離常識;理解現在,不能脫離歷史;全不理解,嘴巴最好只用來吃飯。
訪問團並不只有跟日本政界人士吃交際飯。4月20日,他們已在大阪。中午,關西地區四十五家重要企業老闆宴請他們。開動前,張道藩發表簡短演說,根據中央社的報導:
張氏警告日本商界領袖說:北平偽政權所提與日本貿易的建議,經常是附有政治牽連的。
張氏指出,而且朱毛匪徒廉價傾銷奴工生產的貨物,事實上今日成了亞洲市場方面的日本競爭者。(聯合報,1956年4月21日)
歷史轉了一大圈,基本形勢其實沒怎麼變;變的是,兩眼迷茫、迷失方向的人增多了。
延伸閱讀:
- 福爾摩沙OrzNews,雷倩又為台灣做了什麼?
歷史翻出來,不堪就看出來了~~XD
哈~!慕容兄對[我國]的領土還記得真熟!
小弟我還記得有”青年首則”十二條,每次週會完校長會帶著全校唸一次.
越活越回去
比半世紀前的人還不如
全部去中正廟反省!
Tiat 兄:
常聽人說以史為鑑,其實歷史往往也像一面照妖鏡。
小高兄:
我們共同的成長過程中,被逼著背誦一堆誇大不實的廣告…能不能跟當時的執政黨求償?
鄉民大:
老蔣若地下有知,絕對會把一干通匪叛徒全抓去油炸。
迷失方向這些人,不承認自己是台灣人,不被承認是中國人,把對台灣最友善的日本當敵人,又阻擋軍售破壞與美國的關係,真正了不起
鉑鎂鑼兄:
還有人說政府讓外國人精神錯亂哩…反正喝醉的人都說自己沒醉、別人醉^^
1978年以前沒有靖國神社問題
因為A級戰犯合祀是1978年10月以後的事情
而且開始為一般人知曉是在1979年4月後
實際上1975年以後連日本天皇都不再去拜了
出典: フリー百科事典『ウィキペディア(Wikipedi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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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78年10月17日
極東国際軍事裁判(いわゆる東京裁判)におけるA級戦犯14人を国家の犠牲者「昭和殉難者」として合祀(翌1979年4月19日に新聞報道により一般に知られることとなる)。 首相・三木の「私的参拝四条件」(1975年)を政府統一見解として認めたことがないと内閣法制局が言明(参議院内閣委員会)。 合祀されたのは、死刑に処された東條英機、広田弘毅、松井石根、土肥原賢二、板垣征四郎、木村兵太郎、武藤章の7人と、勾留・服役中に死亡した梅津美治郎、小磯国昭、平沼騏一郎、東郷茂徳、白鳥敏夫、松岡洋右、永野修身の7人の計14人。
Ken 桑:
根據您提供的同一篇資料:
「1978年のA級戦犯合祀時点での諸外国からの抗議も皆無だったなど比較的穏健な態度を保っていたが、1985年(昭和60年)に中曽根康弘が首相として公式参拝を表明し実施して以降、中華人民共和国・大韓民国などから抗議を受ける事があり(靖国神社問題をめぐる日本国内の一部報道が影響しているとの指摘もある)、その度に日本の中でも問題として取り上げられる。」
在1978年之前,有兩件事值得注意:
1955年(昭和30年)8月14日:終戦時自決者540柱の慰霊祭
1959年(昭和34年)4月:合祀祭(新規合祀:346柱)※BC級軍事裁判刑死者
在眾多「BC級軍事裁判刑死者」之中,是否有人其實與 A級者一樣、甚或更值得被譴責的人?要回答這個問題,除了研究、比較個案事實之外,還得處理以下問題:戰爭中違反國際公約之非因上級命令而犯之罪行是否應被視為戰爭發動後之必然,而被視為「次級」的?如果答案是否定的,那麼,1959年合祀後之官方人士參拜是不是早就該受批判?
至於那些「終戦時自決者」之中,是否包括阿南惟幾、杉山 元或田中静壱等人?他們應負什麼責任?這就得由戰史專家來作答了…
1959年(昭和34年)4月:合祀祭(新規合祀:346柱)※BC級軍事裁判刑死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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它拍攝於1956年4月19日。
事實上,《中央日報》早就在1951年10月19日刊載過美聯社電文:〈日首相及參眾院議長朝拜靖國神社 為戰後首次大規模巿拜 各方咸信此為 危險象徵〉。二次大戰戰犯當時尚未名列其中喔!
如果瞭解當時的地緣政治大局以及兩蔣的戰略原則,就不難知曉:兩蔣根本不想去理會「戰犯合祀」的問題。
靖國神社在1970年前後才因「靖國神社法案」的制訂而成為重大爭議的焦點,而且爭議一開始僅限於日本國內。幾個周邊國家因而開始注意到它而提出批評,而《讀賣新聞》也在1974年4月27日翻譯、引述了數則外國媒體的指責。至少在這些引述的文字中,「戰犯合祀」未被提及;更值得我們注意的是,這些批評文字的來源包括中國與南韓的媒體,不包括台灣。在同一時間的台灣媒體如《中時》、《聯合》兩大報以及官方喉舌《中央日報》,全無關於靖國神社的報導與言論。當時適逢台日斷交初期,台灣內部對日本不乏不滿的聲音,卻未對靖國神社有任何發言。
雖然台灣當時處於半鎖國狀態,社會大眾接收到的國外資訊有限,但是當權者的消息可靈通得很(派駐重要國家的外館都有人專門收集當地政經資訊)。當局倘若有心拿靖國神社神社做文章,至少可以策動媒體出手。台灣當時雖有反日文宣,但其目的只是為了在內部掩飾國府外交挫敗。對於兩蔣,共匪才是真正的敵人,所以在實際的外交政策上,他們不會苯到去咬盟邦日本,甚至有時連作態都省下來。對於靖國神社問題,台灣媒體在1982年以後才開始出現指責的聲音,而且從那種零零星星的出現方式來看,它們完全不像官方授意。在兩蔣時代,如果台灣當局有意批評,《中央日報》不至於完全不在其「社論」中吭聲。若台灣當局有意拿靖國神社做文章,在張道藩此行之前早就奉祀其中的那些死於五三慘案、九一八事變的日本軍人也都可以被點名,不必等到二次大戰戰犯中的A咖、B咖或C咖名字被擺進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