資本主義、國家、社會之三角習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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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原發表於舊站,以程式匯入於此,尚待修整。

在拙文從維多利亞時代到維多利亞的秘密(上)的討論欄中,網友Dark針對「國家主導的資本主義」(state-guided capitalism)寫了頗長的一篇回應。我的看法與之大同小異。該文所涉及的範圍層面相當廣,我本來逐點寫的回應文也跟著越拉越長。後來覺得以長度與議題內容而言,不妨乾脆獨立成篇,雖然這也是我「東看西看的閱讀綜合心得」。

近代歐洲

資本主義發展的關鍵是信用,而信用有賴於法律的保障。商人同時需要獨立公平的司法制度與能夠適應日趨複雜化的經濟活動之立法。布爾喬亞階級(bourgeoisie)對於後者的介入等於是削弱君主與貴族的權力。難怪這類發展會先出現在威尼斯。

近代許多歐洲國王既要要維持排場,又三不五時要打仗,但其國家規模又不像中國那樣能夠從廣大農民階級徵到夠多的人力物力來壓垮對手,所以難免挑商人下手猛挖錢。既然要雞持續下金蛋,聰明的養雞者與雞就得保持共生關係,所以國家必需提供有利於商業發展的條件,包括法律制度上的。

因商業而發達的管理體系與法治體系造就出一批新式菁英,他們逐漸取代教士在權力地圖上的份量(另外,宗教改革、王權與教權鬥爭亦是重要因素)。另一方面,當商業累積資本的速度大於貴族所恃之土地收益積累(如果不是揮霍無度、入不敷出的話),財力的天平漸向商人傾斜。由之發展出來的布爾喬亞階級或透過革命或逐步改造的手段改變了國家的權力結構,成了國家的主導者(至少是其中一)。

資本主義發展,尤其是後來使之更上層樓的工業革命,需要知識與技術的創新。在中世紀,教會是知識的大本營,但也是知識的控制者。走出中世紀的教會在權力逐漸縮小的同時,也越來越難維持其在知識領域的唯我獨尊式之權威。代教會而起的政治勢力並非一統的帝國,而是像中國春秋戰國時代般的群雄並起。如同東周時代的百家爭鳴那樣地,歐洲政治的多元性有利於思想、知識的多元發展。同時,在國與國之間的競爭態勢下,知識技術的發展創新總是會得到統治者的鼓勵。歐洲知識體系不像在唐代以後的中國那樣與官僚體系共築,其知識擁有者的流動主要是水平方向的、而非單純垂直式的階層升降。知識的傳播路徑亦然。這除了取決於知識擁有者的流動方式之外,也與貿易發達相輔相成的交通(尤其海運)發達有關。

中國

中國體系至少從北宋開始,就不利於這種發展(王安石變法之失敗主因在此,而非其個人因素);而明清時代的體制尤然:強調穩定而忽視合理性、重視道德甚於注重法治、倡讀經書而貶抑其它,簡言之,從下層管理運作方式到上層的政治經濟思想與國家典章制度都不利於商業的擴張。

富可敵國的商人乃皇權所難容,再加上貨幣體系、信用制度不夠發達(這與法律、政治、社會制度有關),全國性的巨賈難以出現。另一面,小農經濟則保障了皇帝的集權統治,而帝國境內分成許許多多方圓二、三十公里的自給自足經濟圈。皇帝直接向農民抽稅,而累積的資本足以為提供震懾帝國以外的勢力所需。

社會上升的主要管道在於科舉,此體系培養並吸納了多數的菁英,他們成為菁英的過程也是內化帝國意識型態的過程,成為統治菁英後,根本不可能脫離體系另謀更富貴的出路。總而言之,整個體系的著眼在於穩定而非發展。

這個體系到了十九世紀因人口的增加而變得很難維繫,以致於內亂頻起。若無西方勢力的介入,清帝國也許會走上唐帝國的老路子,在農民革命的打擊下瓦解。西方勢力的入侵使清帝國經濟惡化得更快;不過,真正刺激帝國改革的因素在於軍事上的一再挫敗。清帝國末年的改革最終走到了廢除科舉這種層面,但在時機上不足以應付內外兩面接踵而來的挑戰,在深度上又改變不了基層的構造。

清帝國垮台後,中國在內亂、戰爭、威權統治、極權統治等狀況下,雖然在現代國家建制上有些進展,但事後來看,在1911-1980這段期間,可能反而比在清末更不利於資本主義的發展(至少,日本明治維新是個君主立憲制的成功案例)。


當代台灣

日本殖民時期的台灣經濟基本上是在國家(殖民統治當局)與(日本)財閥主導的雙重路線下發展。在這段時期內,除了少數幾個大家族之外,台灣人(當時官方稱之為「本島人」)工商經營的規模並不大。但對台灣資本主義發達而言,最重要的是,日本統治改造了整個社會,導入了相當深層的現代化,在法治等層面鋪下了資本主義發達的沃壤。

戰後初年,前一時期的累積成果遭到巨大破壞,經濟掠奪與二二八屠殺為其著者。1950年代的經濟政策要務為收拾戰後初年的爛攤子、應付突然增加的近兩百萬人口的需求問題、累積軍事所需(包括「反攻大陸」)的資本。由於戰後初期的削弱、統制經濟的框線(關鍵性產業多被納為黨國所有),此時資本主義發展的主導者是國家。不過,在政策的擬定上,美國政府所派來台灣的顧問扮演著關鍵性的角色。美國顧問是跟著美援來的。美國資金、物資的挹注(國民黨後來好講其「黃金傳說」,而很少提真正在數量上有意義的美援)以及台灣的農業生產成為資本累積的重要基礎(或說犧牲農業利益來成就工商業)。由於資本累積以及嚴格的外匯控管,日本時代留下內需型輕工業得以進一步發展。

從1960年代開始的出口導向政策使台灣經濟在貿易與技術上,發展成以美、日為中心的衛星國,而成為分工體系之一員。美國對台灣經濟政策的指導棋有利於私業的發展,而日本技術引進與台日貿易則有利於受過日本殖民統治的台灣人切入,輕工業為主的走向則有利於中小企業的發展。三項因素的結合使台灣經濟在政府主導路線之外發展出另一軌道。台灣後來的富裕主要是數百萬人在這條軌道上打拼出來的,勤勞、彈性、務實靈活的資源調度(儲蓄、互助會、小額投資、對子女教育的付出)使台灣中小企業賺取越來越多的外匯而造就所謂的台灣奇蹟。所謂「大有為」的政府由於權力分配、意識型態、官僚組織等因素,通常只能笨拙地在活動力十足、變化多端的中小企業後面跟著跑。

國家主導的路線並未因中小企業崛起被削弱。關鍵性產業(電力、石油、交通等)仍握在黨國控制中,而以中小企業為主體的經濟勢力並未能取得相對的政治影響力(因為國會不改選、法院是國民黨開的),以致於很難使力讓法律體系配合經濟社會變遷的需要(1929年在中國制訂的民法帶到台灣來後,到了1980年代初才做第一次修正)。由於銀行體系也被政府牢牢掌握,中小企業常無法自銀行正常借貸到擴張所需的資金。直接受惠於黨國經濟掌控的私業幾乎都與統制集團有密切或良好的關係(在水泥、紡織、媒體等業很容易找到例子)。

以上的狀況大概維持到1980年代末。在1980年代中葉,來自美國與國內中產階級的壓力使政府不得不採更自由化的經濟路線。自此展開的大洗牌又因國際政治結構改變而延續到1990年前期。一些大企業(尤其是在恩庇侍從體系中的那些)於此時開始向升級為財團的道路邁進,其中有些還受益於此時期展開的公營事業之民營化或停止壟斷。至此極盛的中小企業內受財團勢力競爭、外受中國吸引,出現消長相抵的情形。此外,股市的發達而造就了一批大型上市公司,它們與具有壟斷潛力的財團一樣,影響力與日俱增,甚至擴及政治領域。

本即易因官僚體系特性而流於遲滯的國家主

關於本文的 9 則留言

  1. 慕容兄,辛苦了^^”
    我沒想到有這樣大排場回應,以後會特別注意回應的長短,避免把慕容兄給累倒了(該不會過勞X吧?我不想變殺人犯阿……>”

  2. 我本意其實是想說,台灣的環境本身長期就處於畸形的條件下,國家主導式資本主義是階段性的施政工具,有他的任務及價值存在.但長期以來是否確實完成任務且對多數人有幫助,其功用一直令很多人感到疑惑與矛盾.
    回到問題的核心,從過去到現在,仍存在相當大量的不當土地規劃及使用,膚淺功利的教育本質,去法治政府心態,都早已深深限制一般社會大眾所能自主的未來,這樣下去恐怕還是難以擺脫對國家主導式資本主義的想像及作為.對於飢渴人群是無法選擇受污染環境的麵包,因為只剩很毒(自由資本主義+去法治政府)跟有點毒(國家主導式資本主義+去法治政府)的麵包選擇,又有誰能提供無毒的麵包?當國家主導式資本主義形成必要之惡存在,在如此惡性循環下,社會大眾是難有施政選擇的.也難怪會有萬能政府的偽概念產生,而某種程度實為對共產社會主義思想的崇拜.
    面對這樣的現實困境,真的是需要對問題根源,作相當程度的深思及檢討的.

  3. Dark 桑:
    可別這麼說啊!
    我跟大家討論的原則是,只要在能力所及範圍,盡量把我的想法寫出來,有時可能是一句話,有時會是一長篇。有時候,想一句話的時間還比想一篇文章的時間來得久說^^
    您的回應剛好與我本來就打算寫的一些想法契合,我就提前把它們搬上來,順著您的基本架構寫啊寫,欲罷不能… (純憑記憶,寫來較快^^)
    (好像得在首頁註明說「本人未服用禁藥」…XD)

  4. Dark 桑:
    我這篇文把 William Baumol 所提到的其它三種資本主義在台灣出現的歷史一併放進來講。最後留了個小尾巴沒繼續發展:國家在社會經濟的(socioeconomic)領域之定位問題。從您此處的回應來看(&猜),您似乎也比較重視socioeconomic的面向。
    要平衡資本主義所必然帶來的貧富差距擴大,就得從社會福利與救濟制度上著手。其前提在於人民的支持、足夠的國家財政能力、以及良善法律政策的制訂與實行。轉來轉去,都會撞到政治問題。
    台灣有很多人還是沒擺脫威權主義的影響,相信「政府萬能」。因為這根本是個幻影,所以他們面對社會經濟現實時,自動地會下個「政府無能」的結論。全有或全無、非黑即白的簡單思考也是黨國威權式教育的遺毒所致。腦中仍有這種遺毒者很容易去歌頌中共的「效率」、讚揚胡錦濤或溫家寶、或羨慕港澳。
    所以,思考議論政治、檢討黨國體制、實踐轉型正義,這些其實是尋得「拼經濟」長效處方的必經之途。人民必需透過這樣的過程學習掌控公共政策議題,並且取回過度釋出的權力(以現階段而言,公投之真正意義在此)。是以,捨此不為者根本沒有資格去批評政商勾結或財團治國。
    (順便碎碎念:有些人認為我太愛談政治;其實,予豈好談之哉,予不得已也。)

  5. 慕容大,
    最近常在想一些問題,也許是杞人憂天吧~
    擺在歷史潮流的大架構下,社會的發展無論政、經、文、教各方面,
    能容納更多元的聲音、更充分的公民(市民)參與,
    自是”公民社會”成型的必要條件,假如上述是成立的,
    則國家機器在推動重大政策前勢必須經公民參與的這一環背書;
    然現今”公民參與”的意識尚未具體成形,
    原因是對於政治權的”公共參與”在”華人”歷史脈絡中大體上是不存在的,
    只存在透過階級的轉換去參與政治,狀元及第或是改朝換代式的革命,
    所以到目前為止即使是民進黨執政,他們在處理重大公共事務的層面上,
    仍是採國家領導的角度,偏偏,如您所言,
    在國家機器失靈的情形,就會有許多失衡的發生,
    例如樂生院,例如環境價值,例如產業政策…
    我的疑惑是,
    身處在這樣一個畸形的情境中:居然有爭議的國家認同、政府”領導”民間經濟發展、
    有名無實的公民社會(只有投票權的認知,沒有政策公民參與的氛圍),
    直接跳過國族認同的建構而強調貼近社區主義的、公民參與的第三勢力,
    究竟是否是個制衡黨國體制的最適解?
    抱歉以上發言沒有任何學術根據,很多問題也扯在一起談
    您可忽略或刪了吧~ :)

  6. 無差別 桑:
    您太客氣了啊!
    基本上,我的一些看法與您的第一段幾乎完全一樣,所以就直接來討論第二段之設問。
    依我淺見,答案是否定的。先把國家認同問題放一邊,純就黨國體制的反民主性格來看,「貼近社區主義的、公民參與」的路線走不了多遠必會碰壁,尤其如果中國國民黨再取得行政權的話。「由下而上」與「由上而下」必然是矛盾的。而當「由上而下」的主張者全面取得權力,那麼「由下而上」者頂多就是在鳥籠裡飛翔罷了。
    就近年來的發展來看,國家認同問題不(再)是像某些人所想的那樣,是政黨對抗的癥結之一,而該被擱置。台灣親中派與中共進一步結合,台灣主權派當然不可能坐視之,所以,雙方的鬥爭是必然的,無法擱置。
    這並不只是兩個國族主義陣營的鬥法,也是場民主 vs. 威權的戰爭。自認為民主派的人在迴避前者的同時,已向威權主義者繳械。繳械之後必會被威權統制者征剿,先後遲早而已。(邁向二次大戰之歐洲即為殷鑑)
    「貼近社區主義的、公民參與」的路線固然是下一波民主深化該走的紮根之途,但問題出在緩不濟急。當國家範圍曖昧矛盾,到底誰是「公民」?而「社區」會不會到頭來只是殖民地上的一個角落?會不會這些長期工程還在挖地基時,就被整個給產權轉移了,然後,原地蓋個監獄(甚至,倒楣的挖地基者還會被關在裡面)。
    所以,基進 (radical)民主派(並非等於所謂的「第三勢力」)目前必須看清主要、次要敵人,還是得先結合民進黨,一起把黨國體制拆除到無法復辟。屆時,再回過頭來跟民進黨競爭。這樣台灣才比較有可能形成真正有用的兩黨政治。

  7. 感謝Dark和慕容兄的說明,讓我極為缺乏的歷史知識得以補充。
    (之前會認為歷史讀不好很丟臉,現在想想沒修好國民黨主政下的歷史教育是件好事)
    我也曾被"黃金傳說"給欺騙過!
    卻忘了台幣換新台幣時(不過那時還沒出生)的通貨澎漲,忘了美援;
    也忘了去想想這些黃金給了誰(不知道架機投奔自由的愛國之士,是不是其中之一)
    個人認為,一直以來,台灣就被國民黨政府的片面洗腦,一直蒙騙之今;
    同樣的情形,卻有不同評價
    同樣是威權統治,日本就叫帝國主義,國民黨就叫大有為政府;
    同樣是反抗政權,台灣的政治犯就叫匪諜,廖添丁就叫義賊;
    同樣拆去"前朝建設",拆中正就叫"激化族群",拆神社就叫"去殖民化";
    同樣是領導者,陳水扁就叫扁皇,蔣介石就叫民族救星、大公至正,就該永懷領袖。
    台灣有"大有為"思想的人不少,其中陳小妹(還是叫小護士啊?)那派最盛行。
    他們歌頌北歐國家的高所得、社會福利,卻看不見高失業率、高自殺及高稅率。
    他們也看到美國的自由經濟,有效率的政府,卻看不見其中的貧富差距、種族衝突等。
    (我們的政府沒效率也不是這八年才開始的!)
    提到了中國,他們可興奮極了,一棟大樓"日以繼夜",幾個月就蓋好,台灣要蓋多久啊!
    政府一句話交待下來,大家都很"團結",馬上"執行",不像台灣的公務員!
    經濟問題,石油要漲多少,一次就決定了,那像台灣搞個浮動油價搞成這樣!
    要蓋博物館缺樹木,一喊出來民眾自動自發,沒多久就都完成了,以台灣人的個性來看,絕對是不可能的!
    天啊!這樣的大有為政府,我可不想要啊!

  8. 無差別 桑:
    不敢當啊。
    「系統性」,說得好。也可以再加上「歷史」。
    rw 桑:
    不客氣。大家互相交換意見而已啦。
    據《蔣公與我─周宏濤回憶錄》,為了應付六十萬大軍的開銷,那些黃金在1950年9月就花光了
    在兩蔣時代,政府向人民徵收土地時,地主根本沒有拒絕或抗爭的餘地。例如,為了興建桃園機場,就曾大舉遷移原址居民。當時誰敢吭聲說不?另例:中正廟對面曾是一片違建(包括現在的國家圖書館之位置),在廟蓋好之前,被一場大火燒個精光。後來,一些受災戶(多為「外省人」)想在當地重建家園,政府說不准就是不准。現在政府施政根本不可能如此獨斷獨行。也難怪黨國遺老遺少們要歌頌中國的「效率」。那是一種走回頭路的心態。
    身為納稅人,我們當然希望政府有效率。可是,不應該去緬懷那種過時落伍的路數(何況以前的效率通常也不高;倒是在侵犯人民權利時,效率通常驚人)。比較值得學習的例子之一:加州幾個月前快速修復斷橋的作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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